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文化交流概念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已成為國家方略，備受中國乃至世界的矚目。目前，很多建設工作都在不斷推進當中，許多景區(qū)、酒店和旅游及非旅游地產項目拔地而起，但是，著實卻令人堪憂。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首先不是硬件的建設，而是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建設，即軟件的建設。當我們在建設中不斷凸現“國際”二字的時候，是否意識到我們該如何面對國際客源和國際文化的差異和沖突，如何與國際客源過度的旅游者們形成和諧的交往關系。在建設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識和行為建設。

一．旅游與“跨文化交流”分析

在研究跨文化交流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跨文化交際學”的內涵，從而才能明晰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和要求。

（一）跨文化交際

所謂跨文化交際學，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到一起分享思想、感情和信息時所發(fā)生的一切?？缥幕浑H的英語名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早期也稱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際學最先在美國興起。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文化碰撞時有發(fā)生。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都強調并維護自己的文化，因此形成了美國的多元文化格局。于是跨文化交際引起了美國學者和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目前，跨文化交際學已發(fā)展成為一門被國際學者們充分重視的集人類學、語言學、心理學、傳播學、社會學等為一體的綜合性學科。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是理解，容忍甚至接受彼此的文化，創(chuàng)建彼此認可的“共文化”，在此基礎上達到彼此交流的目的，也就是說的“?！?/p>

（二）旅游與跨文化交流

旅游本質上是一種文化交流活動，常常表現為跨文化交流，而這種交流是旅游活動中的主客雙方利用符號形式進行的，符號在旅游跨文化交流中承擔著表達與解讀的基本功能，由于交流者文化背景的不同，符號的表達與解讀的方式與意義則大為不同。

旅游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不期而遇，造成各種文化的直接交流、碰撞、對峙，甚至融合。旅游者承載著他所在國家和地區(qū)即客源地的語言、服飾、行為方式、思想觀念等一系列的可見和不可見的文化元素來到異地他鄉(xiāng)，不可避免的對異地文化產生影響，同時也將各地文化傳播到原有的文化環(huán)境中。旅游者實際上是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起著文化使者的作用。 最早提出旅游者“文化交往使者”角色概念的是旅游人類學家Valene Smith。在1977年她主編的《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一書中，她認為，在旅游這種特殊的文化交往過程中，旅游者扮演著“文化交往使者(agents of cultural contact)”的角色。Smith指出， 旅游中“主人”和“客人”兩種文化的接觸和交往（尤其是西方旅游者與非西方主人的交往），使得兩種文化在不斷的借鑒和適應中走向趨同。可以這么說，旅游者在不經意間將自己原有的文化帶到了旅游目的地，影響了當地居民，也對自身文化產生一定影響。

（三） “文化休克”

篇（2）

當今社會，以互聯網為首的“第四媒體”和以手機媒體命名的“第五媒體”不斷涌現，這些新媒體改變了傳統(tǒng)傳播中的傳者和受著的關系，影響了傳統(tǒng)的媒體的傳播模式，給人類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同時也給學術界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課題?！靶旅襟w”一詞也越來越受到關注。隨著新媒體產業(yè)的迅猛發(fā)展，國內越來越多的媒體人士以及研究人員開始關注新媒體的現狀和發(fā)展趨勢以及創(chuàng)新，縱觀近幾年關于新媒體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都存在著很多基本問題沒有解決，而關于新媒體的優(yōu)勢也有著很多方面的見解，發(fā)揮新媒體優(yōu)勢，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成為當今的一大課題。

一、新媒體的內涵及種類

1、新媒體的內涵

目前對于“新媒體”的內涵，國內外的見解五花八門專家們各執(zhí)一詞，各種組織機構、專家學者、新媒體的使用者都從各個不同的領域，從不同的視角對“新媒體”進行定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媒體就是網絡媒體”美國《連線》雜志：“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比A納兄弟總裁斯瓦茨威格：“新媒體就是非線性播出的媒體。”互聯網實驗室：“新媒體是基于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數字廣播等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訊網、數字廣播電視網和衛(wèi)星等渠道，以電腦、電視、手機、個人數字助理、視頻音樂播放器等設備為終端的媒體，能夠實現個性化。互動化、細分化的傳播方式?！鼻迦A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熊澄宇教授：“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相對于一些老式的傳播媒介，新媒體就是指的新的傳播媒介?！睂τ谛旅襟w的內涵，很難給出一個滿意而準確的定義，綜合國內外以往給出的關于新媒介的定義：“新媒體是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tài)，如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數字廣播、手機短信、移動電視、網絡、桌面視窗、數字電視、數字電影、觸摸媒體等。相對于報刊、戶外、廣播、電視四大傳統(tǒng)意義上的媒體。”

2、新媒體的種類

當今社會，隨著科技的不斷發(fā)展，媒體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的報紙、雜志、電視、廣播。新興媒體的快速發(fā)展使人們可以更加廣泛地接觸和了解更多的事物。新媒體的種類有很多，主要有門戶網站、電子郵箱、搜索引擎、虛擬社區(qū)、網絡游戲、博客、維克、播客、手機短信、手機電視、網絡電視、數字電視、手機報、網絡雜志等等。

二、新媒體的優(yōu)勢

1、媒體個性化突出

傳統(tǒng)媒體受各方面的影響，所有的媒體幾乎都是大眾化的，但是新媒體比較順應時代的潮流，相對于舊媒體而言，新媒體更加細分到受眾，可以面向到個人。個人可以通過新媒體定制自己需要的東西，每個新媒體受眾所接收到的信息可以一樣也可以不一樣。

2、表現形式多樣

新媒體相對于舊媒體而言，形式非常多樣化，各種形式的表現過程比較豐富，可融文字、音頻、畫面為一體，做到即時的、無限的擴展內容，從而使內容變成“活物”。理論上講，只要滿足計算機條件，一個新媒體世界的信息存儲需要。除了大容量之外，新媒體還有“易檢索性”的特點：可以實時存儲內容，查找以前內容和相關內容非常方便。

3、信息實時

新媒體順應時代的發(fā)展需要，不管是內容還是表現形式都十分的豐富以及新穎，科技含量也十分高，與廣播、電視相比，只有新媒體才能夠真正的做到時間沒有限制，隨時都可以加工，發(fā)揮新媒體的作用，利用新媒體與強大的軟件，可以做到24小時都在線，信息實時。

三、發(fā)揮新媒體優(yōu)勢，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的策略

1、加強文化交流與語言學習

人們之間的根本差異主要是由于各自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文化具有自身結構，，不同的文化使得人們的思維方式、心態(tài)取向都有所不同，面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溝通交流十分重要，溝通交流的前提是要求交流者具有較好的跨文化意識，要具備較高的跨文化意識，并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要閱讀相關的資料來了解各國的文化狀況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習慣等等，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習俗的交流，這種交流的關鍵在于文化與文化的交流以及文化對交流行為的影響?；ヂ摼W的普及以及通信能力的提高，使得語言網絡課堂也十分普及，對于加強文化交流與語言學習十分重要。

2、舉辦文化年活動，注重商務禮儀

跨文化傳播很多都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文化交流，因此，在跨文化傳播方面，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的推動，需要政府借助廣泛的外交活動，頻繁的國際組織交流來加強跨文化的傳播，舉辦文化年活動，借助互聯網的傳播，人們可以隨時的下載資料，觀看相關活動的影像資料，各國的網名也可以在互聯網BBS、個人博客、個人播客上的直接對話與交流，有效的提高了跨文化交流的效果。不同文化有各自的商務禮儀，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密切，商務活動也越來越頻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務人士要想更加有效的交往、談判，就必須注重商務禮儀。

3、掌握互聯網輿論話語權

輿論是表現大多數人意見的想法，由于文化的差異，不同國家、社會團體、民眾在互聯網上的輿論聲音各異，這些輿論壓力可以成就一些事情，也可以毀掉一些東西，掌握互聯網的輿論話語權對于發(fā)揮新媒體優(yōu)勢，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有著十分重大的作用。

總之，本文分為三個部分來分析發(fā)揮新媒體優(yōu)勢，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第一部分是分析新媒體的內涵及種類，第二部分是分析新媒體的優(yōu)勢，包括媒體個性化突出、表現形式多樣、信息實時。第三部分是分析發(fā)揮新媒體優(yōu)勢，提高跨文化交流效果的策略，包括加強文化交流與語言學習、舉辦文化年活動，注重商務禮儀、掌握互聯網輿論話語權。

參考文獻：

[1]陳衛(wèi)星.傳播的概念[M ].人民出版社.2004版.

篇（3）

要直率地告訴國內，國際間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國際間并沒有多少人癡迷著中國的儒家、兵法、武打、變臉、權謀或唐裝；

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國家話語、行政活動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橋梁式人物為中心來開展。

我曾聽一位對華友好的美國音樂人說：“每個初次來華的西方人都會有點吃驚，為什么沒來之前對你們有那么多誤會？有可能你們的宣傳方式造成了某種文化孤立。”

“文化孤立”的說法顯然是過頭了。因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認中華文化的悠久輝煌，也很少有人拒絕中國的器物文化和餐飲文化，現在“中文熱”也在逐漸興起。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在主流文化的外部溝通上，雖然近幾年有所改進，放棄了一系列極“左”的、自以為是的單向灌輸習慣，但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國際間對我們的文化話語，在整體上仍然處于不樂于接受的狀態(tài)。

這是出于政治偏見嗎？其實不是，拿中國參加兩次世界博覽會來說吧，2001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開幕前，據民意測驗，中國館在“最想去看的館”一項中排在第二位。

問題出在哪呢？

我去看過漢諾威世博會的中國館，印象最深的是萬里長城和京劇臉譜的圖片，還有一些中國風景名勝的照片燈箱，再是一座不大的長江三峽的塑料模型，一個中國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標注著針灸穴位的人體模具，邊上放了一些中藥。所有排隊進來的外國觀眾，很少有人在某一個角落停步，都是用幾分鐘時間匆匆走過，就直奔出口。

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的中國館，顯然是做了努力，但在理念上還是沒有多大改觀。當時，世博會大門口有一個電腦屏幕，上面標示出此時此刻到哪一個國家館需要在門口等候多少時間。那塊屏幕，幾乎成了各國文化魅力的一塊比賽牌，譬如，法國三小時，韓國三個半小時，日本四小時，而中國館門口卻基本不需要等待。

兩次世博會的窘境反映了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時的幾個重大弊?。阂弧⒆砸詾楹芏腥A文化，卻找不到中華文化的任何一個能真正吸引人的象征圖像，找出來的都那么枯燥和簡陋；二、幾乎不知道當代國際間的高層審美趨向，把各國觀眾都幻想成了“愛國老華僑”；三、連那些最發(fā)達的國家也小心翼翼地請出了全國一流的文化智者來設計自己國家的文化窗口，而我們顯然變成了某政府部門下屬的一個行政行為，越是層層審查就越是平庸刻板；四、盲目高估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現代魅力，以為展館的主體內容――滿壁浮雕、四大發(fā)明、先秦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會讓各國觀眾停步仰望……加在一起，中國館嚴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創(chuàng)新，欠缺想象，欠缺親切，欠缺互動。

不能過度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

借著兩屆世博會中國館的教訓，引申開來，證明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時還存在著一系列觀念問題。這是文化交流的起點，必須認真面對。

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層面上，是人類共通的精神價值。把民族的價值置于人類價值之上，是我們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礙。中國文化確實偉大，但并不具有全人類終極意義上的特殊性。許多人都在說，中國文化獨創(chuàng)了許多東西，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人為本”等。其實，這些原則在人類別的文明中也提出過，并不是我們的獨創(chuàng)。另外，像“和平”、“科學”、“和諧”、“平衡”、“與時俱進”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類的智者所共同堅持的，我們常常會賦予它們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含義，但不宜在文化意義上說成是中國文化的獨創(chuàng)獨有。

反過來，我們又常常有一個誤會，把許多人類的共同精神價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說西方文化又立即產生民族主義的防范心理。結果，明明置身在人類的共同精神價值之中，卻偏說民族主義的話語，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別人陌生化了。

如果我們更多地承認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頭上承認而是心底里承認，情況就會大大改觀。比如，前不久，一些加拿大華裔學者成功地把寫進了教科書。他們說，以前我們中國人往往在申訴中國的苦難，外國學生會覺得在過去的戰(zhàn)爭中，世界上受苦受難的民族很多啊，不會太在意。我們把這件事提升為現代世界公民必須遵守的人道底線，那就可以被廣泛接受了。

在漢諾威世博會上，德國館大廳是一大堆德國偉人的未完成塑像，貝多芬、黑格爾、馬克思等，告示牌上說，德國偉人都無法在自己國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讓世界各國觀眾在心中去完成。而且，還請世界各國觀眾在黑板上補充在自己國家出名的德國人。德國人那么驕傲，卻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動性之中。法國館的主題是法國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國觀眾出主意，它們都突出了文化的向外互動價值。

文化的差異未必導致沖突

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價值上承認人類共通，那么，在具體呈現形態(tài)上則要承認差異互賞。在這兩方面，我們常常搞顛倒了，一方面對可以共通的精神價值心存疑慮，另一方面又對不可能趨同的文化形態(tài)進行著趨同式的誤導。例如，常見這樣的報道和評論：“京劇征服了世界”、“美國好萊塢和日本動漫爭奪中國青年”等，把文化形態(tài)的問題上升為國家化、民族化的統(tǒng)一思維，幻想著文化形態(tài)上你死我活的沖突。

文化在呈現形態(tài)上，以差異為第一特征，以差異間的互相欣賞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們因為友情而產生了寫作上的趨同，則是唐代文化的悲劇，幸好沒有發(fā)生。這還只是在說一個民族的一個朝代，如果把事情擴大到不同民族國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間，差異就更重要了。

我們在外交上有一個很好的概念叫“”，但在文化形態(tài)上不能隨便地搬用此概念，因為在那里最怕“求同”。好萊塢“征服”不了世界，發(fā)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證據。我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他們沒有自己的電影業(yè)，看的全是好萊塢，連當時的伊拉克都是這樣，但說到底，他們根本沒有成為美國文化的俘虜。正如魯迅在《拿來主義》一文中所說，難道吃牛羊肉就會變成牛羊？同樣的道理，京劇也不會征服世界，《紅樓夢》也不會征服世界。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從經濟發(fā)展中做出的這種奇怪判斷，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會。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島、拉丁美洲的學校中都被迫響起了背誦楚辭和唐詩的朗朗書聲，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靈也會痛哭失聲。因為這對中國文化來說，絕非吉兆。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為征服亞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臘文明的衰落，便是教訓。

文化以差異并存為美，以消除差異為丑。文化上的差異，絕大多數構不成沖突，正如我心中的歐幾里德、黑格爾、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坡、王陽明，是互相欣賞、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沖突、互相取消。小小的靈魂能這樣，大大的世界為什么不能這樣？因此，我不贊成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而贊成南非大主教圖圖所說的那句話：我們?yōu)椴町惗老病?/p>

在當今世界，中國文化在傳播中要做的，不應該再頻頻強加于人的信號，而應該崇尚文化差異，并從中爭取中國文化的話語權。

中國文化必須在現代世界尋找新的支點

對自身文化的認知也是一個觀念。我們很多人認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們長期身處其中，哪會不知道中國文化？因此產生了一種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還把別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其實，中國的古人言談，并不等于中國的文化實踐；中國的文化歷史，并不等于今天的文化實力；中國的文化優(yōu)勢，并不能掩蓋它的嚴重缺憾；而身處文化之中，更不等于獲得了文化自覺。這就像我們天天呼吸，卻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統(tǒng)和循環(huán)系統(tǒng)，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氣質量。

中國文化在今天正處于重新選擇、自主創(chuàng)新的關口之上，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對話和融合，正是中國文化選擇和創(chuàng)新的重要契機。

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把經濟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這是一個聰明而又無奈的設計。沒有想到的是，經濟大發(fā)展所產生的震蕩需要由文化來平衡，尚未轉型的文化卻成了大家索求的對象，于是文化變得更加怪異。把大話、空話當作文化話語，把偽飾、瑣碎當作文化格調，把嫉恨、互傷當作文化行為，出現了“處處是文化卻找不到文化”的現象。兩次世博會中國館的境況，正局部反映了中國文化在當代的失語狀態(tài)。

我誠懇地希望，從事對外文化交流的人，一方面，需要對外傳播中國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國際坐標來篩選和重組中國文化。要直率地告訴國內，國際間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許多文藝演出在國外的所謂“轟動”，主要是那些在國外的中國新移民一解鄉(xiāng)愁罷了。國際間并沒有多少人癡迷著中國的儒家、兵法、武打、變臉、權謀或唐裝。中國文化必須找到在現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點，既不是經濟支點，也不是地理支點，而是文化本身的支點。這就需要不少醇靜的中外文化學者一起來深思切磋，然后逐漸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斷調整?，F在離目標還相距甚遠。

文化交流主要通過感性形象來實現

文化交流的結果，是普通人對某種文化的自然喜愛和尋常好感，既不是國家話語，也不是概念話語。形象大于思維，感性大于概念，行為大于口號。最近幾年不少官員和文人越來越喜歡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語、古話、形容詞、排比句來描述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譯成外語后，很難讓別人搞明白其中明確的內涵和外延，變成一種捉摸不透的“語言流”和“概念團”，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個障礙。

我記得，德國詩人歌德對中國人情感方式的驚喜發(fā)現，是通過中國古代一部三流小說《風月好逑傳》，而不是通過他早年就讀過的《論語》和其他中國經典。其實，我們對德國文化的感受，也不是通過什么官方話語，而是通過歌德、貝多芬、巴赫。

篇（4）

近年來，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已成為語言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外語教學不僅僅是語言知識教學，而且更應包括文化知識教學。不少有影響的外語教育家都認為，是否把跨文化知識的滲透納入外語教學內容是區(qū)別傳統(tǒng)外語教學和現代外語教學的主要標志。美國外語教學協(xié)會在其提出的外語能力要求中，已經把文化列入交流能力的重要內容。交流能力包括五個方面，即四種語言運用能力(聽、說、讀、寫)加上文化素養(yǎng)(社會文化能力)。

一、文化知識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語言是文化的特殊組成部分，是人們彼此之間進行交流的工具，亦是人與文化融為一體的媒介。中學英語中的文化是指使用英語的人民的生活方式總和，包括社會歷史、風土人情、傳統(tǒng)習慣、民間傳說、寓言故事、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行為規(guī)范和價值觀念等?，F行中學英語教材中，西方文化的內容比比皆是，為我們進行跨文化教學創(chuàng)造了條件。因此，英語教師應把文化教學融人語言教學，培養(yǎng)學生的文化意識，進而發(fā)展成為一種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外語教學專家認為，交流中的錯誤主要有兩種：語言錯誤和文化錯誤，且認為后者的性質更為嚴重。如果一個人缺乏相應的語言運用規(guī)范常識，缺乏對對方文化背景的了解，那么他的跨文化交流活動的失敗就越慘痛。重視文化知識的滲透，不僅能激發(fā)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還有利于學生了解英語文化和漢語文化之間的差異，對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鑒別力，在跨文化交際中能夠正確理解和運用，使交流與溝通不至于受到影響，以達到良好的交流效果。

二、文化滲透的方法與技巧

文化教學方法和技巧可以借鑒如下方法：文化滲透（包括詞義挖掘法、語法提示法、翻譯對比法）；文化旁白(即在上語言課或其他課程時就有關內加入文化的介紹和討論)；文學作品分析；文化片段；異同比較法(比較本國與目的語國家文化之間的異同)。我們在英語課堂教學中可采取以下具體做法來進行文化知識的滲透，培養(yǎng)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1．英語詞匯文化內涵的滲透

在影響語言的因素中，文化的影響是最明顯的。一個民族的文化中有什么概念，這個民族的語言中就會有什么詞匯指代這個概念。因此，我們可采“滲透”的辦法來旋行詞匯教學。例如：美國人和澳大利亞人對Christmas(圣誕節(jié))的概念不同，因為英國人生活在北半球，圣誕節(jié)時值冬季，圣誕假期在他們心里意味著寒冷的冬天，灰色的天空和溫暖的壁爐；澳大利亞人生活在南半球，圣誕節(jié)時值夏季，圣誕假期在他們心里意味著炎熱的夏天，湛藍的天空和遼闊的海灘。盡管“圣誕節(jié)”和中國的“春節(ji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詞匯，但在“家庭團聚”、“節(jié)前餐”、“送孩子禮物”、“全社會放長假”等方面文化涵義上都差不多

2．英語語法文化內涵的滲透

語法主要描述詞的曲折變化、詞在句子中的相互關系及詞法和句法規(guī)則。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語法規(guī)則。一種語言的語法不僅有邏輯形結構，而且是語言在交流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自然受到語言使用者在心理上和社會上的影響。英語教師在教學上應注意英語語法，并且讓學生懂得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和慣用語。例如：漢語說“我想周教授明天不去昆明” ，英語中要說“I don’t think Professor Zhou will go back to Kunming tomorrow.” 而不能說‘‘I think Professor Zhou won’t go back to Kunming tomorrow.” 再如：別人問你“You didn’t win the football game yesterday，did you?” (你們昨天沒有贏那場足球賽，是嗎?)，如采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要回答“Yes，We did”(不，我們贏了)，而不是“No，we did”。英語這種否定的表達方式與漢語的截然不同。這就充分說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思維方法不同，語言表達不同，句法結構也隨之不同。

3．英語對話和課文中文化內涵的滲透

在跨文化交流中，談話的內容、話題的選擇是產生交流失誤的主要因素。究其原因，一個文化中人們習慣交流的話題，可能是另一個文化中人們設法回避的話題；一種文化人們常常涉及的內容，可能構成對另一個文化中隱私的侵犯。因此，在教對話的過程中，英語教師應讓學生知道話題的選擇和禁忌。教學英語課文時，我們可采取“文化旁白”的方法。例如：在Abraham Lincoln一課，英語教師可以介紹有關美國內戰(zhàn)及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的情況，讓學生知道美國的一些歷史及林肯本人的一些情況，特別是林肯對美國的偉大貢獻。另外，英語教師可采用“文學作品分析”的方法來教和欣賞教材中的文學名篇，引導他們隨時隨地地挖掘其中的文化信息，使學生在習得語言的同時，拓寬自己的文化視野。

4．文化片段滲透

非語言交際的表達方式，如手勢、體態(tài)、衣飾、對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觀念等等(即描述跨文化交往中一個引起沖突或誤解的具體事件，然后給出多項選擇，針對這一事件作出解釋，讓學生選出正確答案)

篇（5）

在國內，以城市為中心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是各個城市文化、外事及外宣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北京市在對外交流中持續(xù)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已成功打造“歡樂春節(jié)”“北京之夜”等文化活動品牌，其中“歡樂春節(jié)”活動已連續(xù)14年在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舉辦。上海市則注重從產業(yè)出發(fā)，鼓勵創(chuàng)意企業(yè)“引進來、走出去”，以交流帶動企業(yè)對接，形成了以產業(yè)驅動文化交流的模式。

南京市則在2002年提出“文化南京”戰(zhàn)略，并堅持把“以人為本”作為實施“文化南京”戰(zhàn)略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自2011年起，南京堅持打造“現代化國際性人文綠都”。南京持續(xù)開展國際交流的成效不斷凸顯，在新華社《t望東方周刊》組織的“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活動”中，南京與成都的國際形象排名并列第三，僅次于上海、北京。

但縱觀國內外以城市為中心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我們發(fā)現，南京的對外文化交流在策劃、實施過程中，總體上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本文主要針對南京近年來開展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探討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實施路徑，并就可持續(xù)發(fā)展模式的完善提出具體建議。

一、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概念的提出與闡釋

近年來，隨著國際經濟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和深入，一個城市的對外文化交流能力已經成為評價城市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各個城市的對外交流已經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一整套非常具有城市特色的運作模式。這些模式各有所長，但總體來看，是否能培養(yǎng)出具有自發(fā)性、產業(yè)性和社會性的聚合力量，推動并實現對外交流的健康、有序和持續(xù)發(fā)展，應是考察以城市為基礎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要切入點。

城市對外文化交流的自發(fā)性。主要體現在，對外文化交流的內容必須是從城市內部自發(fā)地生長出來，符合本地文化和社特點，同時又能符合國際推廣與傳播要求，能為國內外大眾所理解和接受。不能強制性、自上而下地去推廣和建設一些本地不具有的“特色文化”，而對本土文化的特色和需求不加重視。尤其是對于政府職能部門而言，必須從對外文化交流的內容生產上確保議題設置、輿論引導的精準性和面向國外一般受眾接受時的普遍性，要在這個平衡點上把握分寸，同時還要確保內容是從本土文化中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符合地區(qū)氣質，適合本地土壤。

城市對外文化交流的社會性。主要體現在，對外文化交流需要社會力量的參與、支持和凝聚。城市對外文化交流所呈現的對象，是物質的城市，也是抽象的歷史、文化，更是無處不在、無所不顯現的城市精神。這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富而知禮的群眾，更需要無數社會主體的聚力。在當前全球化形勢下，對外文化交流已成為一項系統(tǒng)工程，如何激發(fā)非政府組織、媒體、智庫、民間機構、文化團體、社交平臺和公眾等社會主體參與到文化交流中來，需要自下而上地動員社會力量，尤其是青年的力量參與推動城市對外文化交流，創(chuàng)造對外文化交流的廣闊空間。

城市對外文化交流的產業(yè)性。主要體現在，對外文化交流的驅動力在于產業(yè)。產業(yè)必須要參與到文化生產的過程中來，甚至成為文化交流的主力軍和主要方式。文化交流必須依托于具體的項目，并能在項目執(zhí)行和操作的過程中，固化成文化產品。只有經得起市場檢驗的文化產品，才可能是有傳播效力的文化承載物。僅僅以媒體為載體的展示性、宣傳性、走馬觀花、交流感情型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無法形成文化交流的持續(xù)性，同時還會造成文化的“空心化”；靈機一動的選題，臨時搭班的組團，匆忙尋覓的伙伴，造成的是不具品牌內涵，更不具國際競爭力的文化游擊隊，且勿論能產生任何深遠、持久的國際影響力和城市美譽度。

二、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面臨的問題與原因

對外文化交流對于推動經濟發(fā)展、促進中外文化理解和提升南京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是一個很有效的抓手，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在調研中，我們認為，如何利用已有的歷史文化資源，通過創(chuàng)新性的途徑和方式，促進城市品牌形象的傳播和推廣，關鍵在于要解決對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名不符實”“路徑單一”和“短期效應”三大難題，形成一條涵蓋內容生產、參與主體和項目運營的系統(tǒng)化路徑，從而推動南京城市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的可持續(xù)化發(fā)展。

（一）“名不符實”問題：對外交流中存在內容生產與受眾需求的不適應性，缺乏精準到位的內容策劃

對外文化交流的成效從根本意義上講，取決于內容。南京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底蘊深厚，但南京留給公眾的卻是一種特色不濃、個性不突出的城市文化形象。我們認為，這是由于在對外文化交流時，文化產品開發(fā)過程中對文化消費者的重視不夠，造成了文化交流中內容生產與受眾需求的嚴重脫節(jié)，使得文化交流效果并不顯著。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意義的表達。而意義的表達需要物質符號載體來傳達。本土文化是具有排他性的，具有自身所獨有的符號系統(tǒng)，文化交流過程中如果沒有轉換成外界可以接受的符號體系，這種意義的傳達就會失敗，更不可能產生持續(xù)性效果。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不以受眾為導向生產內容、開展交流，就會導致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無法真正地“走進去”，造成對外交流效果的不可持續(xù)性。

（二）“路徑單一”問題：對外交流中存在政府“包打天下”的主體單一性，缺乏自發(fā)主動參與的社會主體

歐洲國家很早就開啟了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并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中非政府組織在這些國家的對外文化交流中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國的“法語聯盟”、德國最具實力的文化機構“歌德學院”、英國最大的國際文化交流組織英國文化協(xié)會都是各自國家具有強大力量的非政府組織。很多國家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注重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將高校、企業(yè)、藝術機構、媒體等社會主體緊密結合。南京市在對外文化交流的很多項目中已經開始探索新模式，注重由“政府主辦”向“政府主導”轉變：從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轉向更加重視發(fā)揮民間組織和渠道的作用，著力提高參與度。比如2009年立的“雙百”品牌，即百家對外文化交流基地和百家對外文化交流使者評選，通過統(tǒng)籌國內與國外、官方與民間等資源，大力開展公共外交。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是文化發(fā)展和管理的主體，而目前政府職能尚未能完全從“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其他非政府組織或者單位還不能充分發(fā)揮作用，造成項目進行時資金、人力等資源經常出現匱乏的現象。

（三）“短期效應”問題：項目生命周期短暫，缺乏形成以品牌為目標的系統(tǒng)化運作

繼2015 年成功舉辦米蘭世博會“南京周”活動后，南京市委市政府決定在“十三五”期間，每年選擇一個世界知名城市，舉辦“南京周”系列活動，推動南京文化、創(chuàng)意和南京企業(yè)走出去，呈現有品質、有溫度的南京故事，提升南京國際知名度和城市美譽度。然而，之前所指出的僅僅以媒體為載體的展示性、宣傳性、走馬觀花、交流感情型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在南京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中依然存在。南京市不少文化交流項目在國內外開展時，能在當時引起一定的轟動效應，成為人們一時談論的重要話題；但是活動結束后，影響力較難持續(xù)。這是由于項目運作缺少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缺少品牌的固化和產業(yè)的催化。類似的項目對某個特定國家或地區(qū)的民眾來說，不構成持續(xù)的影響力，不足以形成深刻記憶或者品牌效應，交流的長期效果不能保證。

三、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路徑的探索與建議

對外文化交流是參與國際文化競爭，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對外文化交流的實效如何，從根本意義上講，取決于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否實現。近年來，南京市委外宣辦通過開展朝天宮裝置藝術展、國際設計師駐地計劃、中意畫家交流、中英云錦交流等一系列駐地計劃活動，在破解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所面臨的難題和困境方面進行探索嘗試，梳理總結了對外文化交流可持續(xù)發(fā)展實現路徑。

（一）構建“國際化、現代化”的傳統(tǒng)文化表達“語境”，將本土文化與全球視野相結合

傳統(tǒng)文化的“國際化”表達，就是在對外文化交流中要注意考慮國外受眾實際，盡量做到“中餐西做”“中國故事，國際表達”，促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多樣化的話語表達與外國受眾無縫連接、全面貼近，使之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國文化。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化”表達，就是創(chuàng)新文化的表現形式，把最新科學技術成果主動融入文化表達中，利用技術手段增強文化感染力，提升文化傳播力，充分展示中華文化魅力。

在2016年10月舉行的第七屆南京歷史文化名城博覽會前夕，南京市委外宣辦邀請國內外設計師駐地中外市長論壇舉辦地――朝天宮，以實現歷史文化的時代表達、中華文化的國際表達為主旨，創(chuàng)作了“浮閣”“宮影”兩大藝術裝置?！案￠w”將絲綢、榫卯、云錦、金箔等非遺元素通過當代藝術形式重新呈現，裝置整體在展示中國傳統(tǒng)建筑木結構柔性美麗的同時，與現代建筑極簡意味進行了有機融合，金箔門釘方陣則呈現了精美的南京金箔非遺工藝?！皩m影”以“窗格”和“萬花筒”為靈感，裝置選取朝天宮、天妃宮、靜海寺等“一帶一路”相關的歷史建筑細節(jié)，以萬花筒視角幻化出斑斕視覺效果，由亞克力材質制成大成殿窗格圍合形成光影走廊。

從此案例可以看到，要想實現文化交流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本土文化與全球化觀念的融合十分重要。對外文化交流還包括將國際元素融入本土文化，在該過程中，許多流入的文化元素經過綜合和嵌入過程，在新的本土語境中獲得轉型。不同文化元素的本土碰撞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文化形態(tài)、生活方式、表現方式，文化的流動并不是單純的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相互影響、相互塑造，這種創(chuàng)意性融合為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因此，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輸出不僅要在物理層面上“走出去”，更要在效果層面上“走出去”。

（二）構建“社會發(fā)起、政府跟投”的“精準自動化”活動組織模式，將政府與社會多種力量相結合

在這里，“精準自動化”特指政府與社會主體共同參與、分工不同的聯動模式?！吧鐣l(fā)起”是“精準自動化”組織模式的起點，依靠民間、社會力量自主地產生交流動議，拓展對外文化交流的空間?！罢丁笔恰熬珳首詣踊苯M織模式的支撐，積極參與和支持由社會主體發(fā)起的對外文化交流，最大限度地形成政府與社會的合力。

2015年以來，南京市委外宣辦支持了由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發(fā)起的“跨越邊界：中意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以及由賀福傳媒公司發(fā)起的“蘇格蘭云錦：中英云錦設計交流活動”，實踐了“精準自動化”組織模式。中意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以“政府-高校-藝術機構”三方合作模式開展，市委外宣辦負責整合資源，統(tǒng)籌協(xié)調；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負責邀請意大利藝術家來寧駐地采風創(chuàng)作，安排與南京本地藝術家、學者、學生及老百姓進行交流互動，以及活動傳播推廣及后續(xù)延展；方山藝術營負責具體承接意大利藝術家駐地。中英云錦設計交流活動則以“政府-傳媒公司-文化機構”三方合作模式開展，市委外宣辦同樣負責整合資源，統(tǒng)籌協(xié)調；賀福傳媒負責邀請英國設計師來寧駐地創(chuàng)作及在英國定制云錦禮服，并對該活動在中英兩地開展的全過程進行跟拍、記錄并剪輯制作非遺主題紀錄片《蘇格蘭云錦》，還有傳播推廣及后續(xù)延展；云錦研究所則負責具體承接駐地，組織中外設計師共同創(chuàng)作交流。

從此案例可以看到，對外文化交流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通過建立有效的組織模式，調動社會各方力量的廣泛參與就顯得極其重要。這也提出了加強規(guī)劃和頂層設計的迫切任務?；谠O置議題、引導輿論的考慮，在政府參與的對外文化交流實踐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政府主導”原則。但是堅持“政府主導”原則，并不意味著完全由政府出面懟鞍打天下”，導致過于濃厚的官方色彩，反而容易使文化的對外傳播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們應進一步淡化官方立場，更多地聯合社會主體，采取商業(yè)往來、民間友好交往、高校學術交流等形式，協(xié)同推進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

（三）構建“交流在前，產業(yè)跟進”的“兼容”發(fā)展機制，將文化交流與產業(yè)發(fā)展相結合

篇（6）

這個方法把重點從與陌生的他者之認同性的社會問題的范圍轉移到一個敞開的，具有未來時間向度的問題討論中。文化不是只指向已逝去的過去，這種"過去"并因此而不能再變化，無論是否定它，或者是維護它。文化始終指向的，并非只是某種文化的模糊不清的命運，而是這個全球社會的整體。每一種文化并非是從它的起源處得到說明，而是應該著眼于它的當下。如德里達在談到語言時所說的那樣：語言不再清楚，它們從哪里來。但語言所說的，是從一種從來沒有發(fā)生過的當下來思考和打算的。

這樣我們就獲得了關于文化辯論的一個十分重要，迄今很少涉及的基點。這個基點驟然改變了我們的方向，即它指向了未來。敞開的未來這一文化概念和功能給我們提供了新的維度。我認為，"當下"和"過去"應該被放置在一個動態(tài)的多變的關系中，在這個維度的關系中，除了"當下"，"歷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所做的題為"未來就是過去"的報告值得引證。他的報告借用了海德格爾所用的一個標題，并且作了以下的表述：回顧意味著未來。繼爾他提到，對于人來說，文化具有自然的功能。文化能夠使人去行動，去創(chuàng)造，去想象。由此而向人隱藏了他自己死亡的時刻，并且通過未來的不確定性，把敞開著的，繼續(xù)下去的生命贈與人。1997年7月13日，伽達默爾在他的慶典報告中說：

我們處在這樣的一個世紀中。在這個世紀中，我們的問題不僅僅是去追問未來的、不能被理解的和被掩蓋的東西。除此之外，我們在我們自己的生命體驗中，總是要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重新開始，重新返回，重新把我們自己放置到我們的生活與我們國家的歷史過程所發(fā)生的事情之中。為此我們互相需要，如果我們需要文化的話。

在關于文化的討論中，貝克以與自己傳統(tǒng)保持距離為前提，就向未來敞開的問題提到了一個純粹的認識論因素。而伽達默爾則認為，要有意識地面對自己的歷史，要信賴自己的歷史。聯系二者，教化概念（Bildungsbegriff）占有核心的位置。教化概念涉及到與當下和未來挑戰(zhàn)有關的主體與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循環(huán)，伽達默爾說：

人們幾乎不敢說教化這個詞，教化不是由人硬做出來的東西，它是自我發(fā)展的。真正有教養(yǎng)的人，并不知道從中得到了什么。教化是自發(fā)的。人塑造自身就如同畫家作品之成形那樣。世間萬物突然間讓偉大的畫家保持靜止，以至畫家自發(fā)地被塑造的規(guī)律所支配。

二、從遠古圣人到歷史主體

文化是通過教化過程而獲得的知識（伽達默爾），還是為了回應將來的挑戰(zhàn)必得去尋求的道路（貝克）？對我來說，重要的是這兩個關于文化的觀點同樣都依據于對世界的理解。這一不是指對文化的繼承、而是對完全非神話情況下的遠古圣人的理解。在神話中的遠古圣人現在變成了歷史的自由主體。如果我們真心實意地要在全球聯系中提出文化問題，那么就必須首先確定文化的意義，這個重點是我們應該強調的。這里起作用的是現代西方的主體概念，而不是像很多關于中國文化史方面的著作所認為的那樣的從遠古圣人開始的文化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始于某種確定的神話形象和功績的史前時期。從未來向度產生的區(qū)別由此而清晰可見。對神話和傳統(tǒng)樣式的關系是建基在中國文化這一概念上的。由于傳統(tǒng)的厚重，這又使得當下和未來的挑戰(zhàn)變得蒼白。同時，人們不能夠相應地感受到這一挑戰(zhàn)的重要性。只有將認識的功能和文化教育任務的可能性真正置于核心的試金石地位，面向未來的自由主體的討論才會引起重視。

以上述方式入手，乍看起來有些片面和西方式，實際不盡然，日本哲學家Mishima的觀點所涉及的范圍值得考慮。他是從中國和日本傳統(tǒng)文化概念為出發(fā)點。他否認這一文化走向文化政治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反對采用某種方式，以使文化成為現代國家制度的合法性證明。

我認為這個觀點是應該思考的。這樣就不會限制和削弱文化概念，防止文化概念與生活關聯相脫離，以至于防止放棄這一概念的社會向度。

作為西方學者我愿意這樣去表達文化中的主體概念，就世界標準就來，這一概念具有核心意義。我所使用的主體概念，并不是指那種固執(zhí)于自我中心主義的自我理解。我更多地強調了主體的主動的被動的、行為著的，渴望著的介入到世界中去的人的形象以及參與到語言群體，參與到意義中去的人的形象。

雖然我意識到中國和西方在文化及精神史傳統(tǒng)方面的區(qū)別，我仍然堅持使用主體概念。因為主體在現代的思潮中是行動著的，有作為的概念。依我之見，中國文化史學的艱巨任務在于去研究中國文化史學的本質，例如，人與自然的關系，技術概念，家庭和統(tǒng)治的概念。這些概念對未來有重大意義。西方的主體概念是一個競爭概念，而這些觀點與全球社會之未來是相適應的。實際上這個概念決不會防礙以未來為導向的關于中國文化史的諸種觀點的產生。我認為現在除了去考慮及全力去闡明主體概念之外，沒有其它捷徑可走。以我之見，在人們勿忙去尋找共同點之前，應該強調的僅是傳統(tǒng)的競爭。

在這一聯系中值得討論的是歐洲價值對現代全球社會的普遍重要性。森哈斯（DieterSenghaas）在他的題為《文明化對抗意志》的書中這樣說：

雖然當代模式的歐洲價值是在一個個別化的聯系中發(fā)生了，但這種價值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然它不是因為這些價值具有一個無懈可擊的哲學基礎（根本就不存在著這樣的東西），而是因為價值發(fā)生的聯系以及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的過渡已經普遍化，因而在這個過程中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自行瓦解，價值的多元性隨之產生。

三、忍耐及理智的責任

波普爾（K.R.Popper）于1981年在圖賓根大學所做的關于《容忍與理智的責任》的報告中，我認為有兩個重點：

必須懂得，其他人對錯誤的發(fā)現和糾正，也是我們所需要的（反之亦然）。對于在異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具有不同觀念的人們來說，這點尤其重要，由此引出了寬容的態(tài)度。

我們必須學會，自我批評是最好的批評，來自其他人的批評也同樣必要。這種批評幾乎與自我批評具有同樣的價值。

波普爾在他的《文化間的相互學習》中提到了向異文化領域中的人學習的必要性。據此我們不僅要與那種在一個確定的科學原則中占有顯而易見的確實基礎的模式這種思想告別，而且要與文化所要求的普遍正確的單一性這一思想告別。模式的時代，尤其是帶有目的論的模式時代已經過去了。在越來越錯綜復雜的現實中，這一重要性與個體的認識能力相吻合。如果個體不把自己聯結到一個倫理和方法論的有力證明的系統(tǒng)中，個體則不能了解這一重要性。

什么是科學的知識？研究的任務能是什么？以及必定是什么？研究的成就服務于誰、或什么目的？在科學研究和實踐的運用之間是否有直接有關系？這些問題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知識不能與完全確定的文化脫離，相反，認識需要文化框架作為它的先決條件。應該這樣去表達文化科學，無須說單一文化的本質問題是文化本來的核心問題，而是在研究單一的文化自己的傳統(tǒng)中運用的方法論才是核心問題。我認為，在這一聯系別有意義的是以下這一問題的討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文化科學允許進入單一的特殊的文化中去，從而去研究從當代思潮中產生出來的經驗、恐懼和熱望呢？我期望著在中國和德國文化學的差異處去贏得新穎的認識。

基于以上的論述，我的結論是：當在進入文化概念的對話之前，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學者應該意識到他們著手方式的區(qū)別。我總有這樣的印象，不同文化圈的學者，雖然他們談的是同一題目，實際上卻在談完全不同的事物，在文化領域這個討論中就存在著這一現象。

四、向世界的敞開：關于文化概念的闡釋

我認為，就全球范圍來說，去獲得一個充滿活力的文化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去展開這樣一個自身敞開，并不與外界相隔絕的文化概念應是文化理論的核心問題。從實用目的的文化科學和文化哲學的觀點出發(fā)，按照一國的但也是全球的尺度，我們將圍繞著這樣的問題展開討論。若要持續(xù)地發(fā)展，就要采用從社會內部出發(fā)的方式，要避免發(fā)展的偏執(zhí)性。

我把對話的偏執(zhí)（Beliebigkeit）定義為交流的一方出于一定的目的的武斷地維護，隨意地贊頌自己文化的態(tài)度，我們應該改正這種偏執(zhí)的態(tài)度，以對話方式面對其它文化。特別是長期以來西方帝國主義的歷史原因，不同文化之間的自由對話不可能進行。在正統(tǒng)和正式場合之外去開展一個普遍的對話，有這一決心是很重要的。由于上面所提的各種文化間之爭辯的"偏執(zhí)"，人們對對話的要求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較之過去已經不再那么熱切，為了不喪失對話的嚴肅性，我們須證明對話的合法性，并且匯入到有承載能力的兼容結構中。

五、文化交流--嚴肅認真的對話

文化交流不再能夠擺脫由"精神"這個文化概念的復數形式喚起的思想見解：我們所談的多種文化并非指無法傳播的生活方式與價值。似乎是對這一點的證明，我們成了（如果我們注意觀察世界大事的話）分裂的目擊者。這種分裂脫離開每個概念上的限定，而且不受制于任何一個發(fā)展邏輯，即使"全球化"這個概念想讓我們知道這一點。由于我們已經意識到全球行動的必要性并因此將世界理解為"一個世界"，我們中的一些人感到自己陷入到兩者之間的深深矛盾中，這兩者即他們自己對文化交流的愿望與要求和實際存在的互不相融。這種互不相融往往在不同文化的交點上蔓延，由此使得人們對文化交流的要求陷入困境。我們當然已經學過如何細致區(qū)分"不同風范"與"不同值"，然而卻經常輕易地將"文化"這個概念與當地的文化現象等同起來。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的文化概念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對于這個概念托瑪斯·邁爾（ThomasMeyer）闡述到，它一方面源于赫德爾（JohannGottfriedvonHerder）的文化結合完美性的球形理論，另一方面源于帕森（Parson）的價值理論。基本的社會價值構成不同文化的意義核心，這個說法即來源于該理論。在立足于"認真"基礎上的文化交流中，誰是交流的對方呢？

雖然與我交流的對方是單獨的一個人，我從封閉的文化圈子出發(fā)將其視為"他們"，將"我"視為"我們"，使他從我的觀察角度在譬如有關人權的討論中由某個國家一名公民變成為某種文化的一個代表。與此相應的是，我的這位交流伙伴在具體的對話情景中或者充當一名他所屬的那種文化的代言人，或者變成為純粹個人觀點的捍衛(wèi)者。這兩種身分都是可能的，并且在實踐中常有發(fā)生。在我看來，在不同文化的對話中只有當可能存在于個體身分與集體身分之間的差別被做為先決條件并被當做對話主題時，"嚴肅性"才會出現。在真正的文化交流中應該注意克服一種現象，即自然的文化個體變成了人造的組合體。

為使文化交流成為嚴肅認真的對話（對話立足于交流中為對方負責），我不僅反對文化隔絕論，而且反對文化根源喚醒論。我的思考中心是外國文化精英，恰恰在這一點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概念基于他們頭腦中的教育思想而得以發(fā)展。為使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在嚴肅認真的意義上富有成果，這個發(fā)展是勢在必行的。1982年在墨西哥召開的文化政策研討會（UNESCO）宣稱，文化與教育決不可分，二者相融共棲。文化滋潤教育，教育發(fā)展、促進并加強文化。

在這個彼相相融的過程中，個體性與集體性"可能"，而并非"必須"溶于一體。盡管在許多情況下"我"與"我們"之間的差異、"個人"與"團體"之間的不同通過教育而被消除，然而在我看來，非常重要的是這種差異在文化交流中始終有可能存在于意識中。由于個體性與集體性之間的差異原則上不可揚棄，由于不同文化間的對話不能通過預先給定的文化模式加以確定，所以需要一個關聯點，為的是賦予文化交流以政治及社會的重要性。我認為，類似UNO這樣的研究機構扮演了這個關聯點的角色。沒有這些機構就不可能產生遵循國際標準的和睦相處，因為它們?yōu)樾纬蓢H間的共同生存奠定了基礎。

六、文化--文明

在德語中，"文化"和"文明"是一對對偶詞，如同陀斯托耶夫斯基（Dostojewski）尖銳地指出的那樣：是拉法爾（Raffael）（畫家名，代表文化）還是煤油（代表文明）。這一點可以被稱作康德的"文化"與"文明"對偶詞的遙遠的回響?？档聦懙溃?/p>

我們從社會的規(guī)范到禮俗都被過分的文明化了，可是如果說我們已經道德化了，實則不然，我們還缺少許多。終究道德觀念屬于文化；而其運用，則構成了文明。這種運用導致了對文明舉止的由衷熱愛和外在的禮俗。

由于"文化"這個概念的核心涉及到精神、藝術、宗教，故在德語中有這樣的趨勢，將與精神、藝術、宗教相關的文化與有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內容的文化相區(qū)別。如康德在上述引語中所說，兩者之間的界線造成了世界觀和道德觀的障礙。這些障礙產生于19世紀德國市民社會的僵硬的行為準則。天然的個人行為（文化）與十足的效仿（文明）是不同的。從這一點出發(fā)，如果將文化與文明置于一個用于測量人的本性和人類社會的發(fā)展程度的衡器中，文明的度要遠低于文化的度。文明只是表面現象，它不含任何實質的東西。

用德語"文明"與"文化"表達出的差別無法用英語表達，因此布克哈特（JakobBurckhardt）的《文藝復興的文化在意大利》（London,1950年），在英譯本中則成了《文藝復興的文明在意大利》。造成這種翻譯差異的原因是在英文中"culture"與"civilization"意義相同。

我認為，這兩個詞在中文與德文的文化理論對比探討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原因是兩者之間的重疊與交錯。在中文里用"文明"，表達"civilization"，用"文化"表達"culture"。如同在英文里那樣，這兩個概念首先是并列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換，用"文明"可以說明較高的"文化"發(fā)展水平。

實際上，"文化"這個概念在正反意義上都有明確的含義?；仡欉^去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它肯定不是針對中國的文明，而是針對中國的文化。這場革命被理解為對文化上層建筑的批判。在文化上層建筑中，除了政治與法律外還有哲學、宗教、藝術。在漢語中，當話題涉及到文字和學識的程度時，人們往往在口語上用"文化"這個詞來褒獎對方。"文化"被用于所有的考古發(fā)掘工作中，因為這些活動在幫助學者證明人類社會某個發(fā)展階段的總體文化狀況，如漢代文化、唐代文化或遠古的仰昭文化或龍山文化，這些文化又被視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先驅。即使在涉及到當今意義上的"文明"成就時，仍然使用"文化"這個詞。例如中國的藝術創(chuàng)造的線型特征得到很早的實物證明，這個文明成果就涉及到中國文化的實質問題。另外，一個在社會及文化方面發(fā)展達到一定程度的民族往往被稱為文明國家，這中間又關聯到文化概念的價值。

由于英語中的文化理論和的唯物論的強烈影響，"文明"與"文化"之間失去了清晰的界線，二者彼此重疊、相互覆蓋。在中國人的人生觀中，文化就是學習知識，學習知識這種行為與某些純粹屬于文明范疇的事物（如擴建交通設施，改善衛(wèi)生水準等）混淆起來。德國學者不應由于這種混淆而看不清文明的發(fā)展包含著國家形成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文明進程與國家形成過程融為一體，則達到了一個水準，在這個水準上文明階段（程度）超過了文化階段（程度）。國家形成的過程就成了對文明與文化的討論的中心。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將"Peuplespolicés"視為文明的民族，這樣一來，政治、經濟便與宗教及道德在國家成功地形成的先決條件下相互關聯。在國家形成不完善的情況下就談不上"文明國家"，對國家的改良屬于文化范疇，文化范疇與個人（即在開頭所提到的"自由主體"）貢獻相關，它始終能夠呈獻出一種井然完美的社會的前兆。

篇（7）

文化又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因為文化的對象即自然、社會、人自身都是社會性地出現在人的認識和實踐中，都受到社會的規(guī)定，因此文化形成了社會格局。文化受到社會的規(guī)定，還在于任何一種文化創(chuàng)造，都只能是社會的集體意識和個人意識的有機結合，是社會創(chuàng)造于自我創(chuàng)造的動態(tài)互滲，因而也是前定的文化積累于后發(fā)的文化生產的具體統(tǒng)一。因而文化創(chuàng)造與文化生活也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行為，它是社會創(chuàng)造于個人創(chuàng)造的規(guī)定。

文化傳播是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人類文化歷史的統(tǒng)一性，世界文化的相關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完整性，決定著社會文化因素處在永恒的運動中，不斷改變自己的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中的地位。因此，各民族之間，在文化方面存在著相互交流、借鑒的可能性。

我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不僅國內各民族之間，各地區(qū)之間的相互交往日益增多，而且各行各業(yè)的人們以及世界各民族、各種文化習俗的人民的交流也日益頻繁。密切的跨文化交流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征，越來越多的人們生活、工作、學習在不同文化的人群之中。

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對一個人的個性和屬性的發(fā)展，對一個國家文化發(fā)展都會產生影響。交流本身受到文化的影響。文化交流有多種表現形式，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有種族之間的交流、民族之間的交流、國際間的交流，同一文化中不同的亞文化間的交流等。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文化交流主要表現在個人層次、組織層次、國家層次這三種主要環(huán)境下。交流不僅有不同的意圖，而且可以有不同的進行方式，如：自我中心型、控制對方型和平等對話型。

篇（8）

5月15日晚，“2007沈陽中外音樂文化交流展”開幕式暨交響音樂會在沈陽音樂學院音樂廳舉行，標志著交流展正式開幕。

本次交流展從5月15起至6月22日結束，為期一個多月，計劃舉行24場音樂會。來自美、法、日、韓的18位外國音樂家、學者，將在沈陽音樂學院與中國藝術家們聯袂演出或講學，來自國內藝術團體、音樂院校和沈陽音樂學院的音樂家們也將為觀眾獻上精彩的演出。此次交流展是沈陽音樂學院繼“第27屆李斯特音樂節(jié)”、“沈陽國際音樂節(jié)”、“2004沈陽國際長笛藝術節(jié)”和“沈陽中外音樂文化交流展”之后舉辦的又一次大型國際音樂文化交流活動。交流展的舉辦，將有利于沈陽觀眾更加直接地接觸到來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各種音樂形式、風格與流派，對開拓觀眾眼界、提升沈陽城市文化品位、促進全民音樂素質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

■王毓

首屆鋼琴修造論壇舉行

由中央音樂學院和施坦威（上海）鋼琴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的中央音樂學院首屆鋼琴修造藝術論壇，5月21日-24日在北京舉行。這是迄今為止我國鋼琴修造領域舉辦的規(guī)格最高級、水平最高的一次專業(yè)研討、學習和交流的盛會。論壇由中央音樂學院藝術實踐管理辦公室承辦，吸引了全國專業(yè)院校師生和大批各地鋼琴修造專業(yè)人士。

據介紹，此次論壇的舉辦，目的在于普及和提高我國鋼琴修造、調率和維護水平，為業(yè)內人士營造一個相互學習與交流的平臺。論壇主講人包括中央音樂學院趙東升、王德生、劉克寒等鋼琴修造專家，授課的外籍專家包括施坦威鋼琴（遠東）公司總裁羅伯特?道夫先生、施坦威（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約翰?潘頓先生和紐約的專業(yè)技師等。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吳迎于24日晚舉行了獨奏音樂會，為論壇畫上句號。

■刁艷

中國音樂史學會

第十屆年會聯手蘇州

本報訊（記者 樂工）中國音樂史學會擬于2008年9月下旬在江蘇蘇州市召開第十屆年會；同時舉辦第五屆全國高校學生中國音樂史論文評選，評選仍按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三組進行。

為了充分發(fā)揮本學會的優(yōu)勢和作用，推動中國音樂史學科的建設，更好地為廣大會員服務，該學會擬與蘇州鑫凱培訓學校聯合舉辦：1、2007年暑期中國音樂學論文寫作班；2、2007年高等院校音樂理論教學研修班；3、2007年中國音樂學碩、博士研究生考前輔導班等培訓科目。

詳細辦法可登錄以下網址：

yyyj@rymusic.省略

咨詢電話：010-68152605（《音樂研究》編輯部 陳荃有） 0512-65165528（蘇州鑫凱培訓學校教務處）

高為杰星海講學

篇（9）

進入21世紀以后，全球一體化進程進程越來越快，中外文化交流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現代化的程度越高，與世界的聯系就越緊密，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就越來越擴展，只要中國現代化的步伐不停頓，就會努力去促進與世界的文化交流。而且，中國是一個大國，文化的包容性較強。隨著國力的增強，擁抱世界文化的胸懷會更加寬廣。有交流才能有發(fā)展，必然會產生與外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一、全球一體化進程中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

1.文化與經濟融為一體

當前人類的經濟活動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文化與經濟已經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種產業(yè)，一種可以帶來高額利潤的產業(yè)，以致使文化成為經濟的主角。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文化發(fā)展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決定了文化發(fā)展的方向；同時，文化的發(fā)展也規(guī)范著經濟的方向和推動其發(fā)展。這種形勢下的文化交流，其內容、方式、渠道等已經顯示出多元化、全方位的特點，就文化談文化已不合時宜。

2.文化發(fā)展和交流的全球化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fā)展，文化發(fā)展和交流的時間和空間被徹底打破，無論在出版、報刊、音像，還是在影視、娛樂、廣告和旅游業(yè)中，資本的國際化、技術的國際化，形成了文化發(fā)展交流的國際化，地域和時間概念越來越模糊，文化的世界性日趨突出，固守原有的傳統(tǒng)變得越來越困難。

3.參與文化交流的人員群體越來越廣泛

盡管現代技術的發(fā)展，使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于各種現代信息載體進行，但通過人員進行的交流更加廣泛和深入。全球一體化的進一步發(fā)展，使得各個領域的交流都更加活躍，參與對外交流的群體大大擴展，而不僅僅局限于專業(yè)人員。

二、中國文化面臨的挑戰(zhàn)

在全球一體化進程這樣一個背景下，固有的中國文化不可能不面臨新的挑戰(zhàn)。

1.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和傳承性

這是幾千年以來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個老問題，也是今后必須解決好的一個新問題。自秦統(tǒng)一中國以來,由于中華文化一直保持著強勢的地位,故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文化總的來講一方面表現出很強的擴張性和滲透性,另一方面又顯示出很強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就擴張性、滲透性而言 ,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總是在經意不經意間將自己的主導價值觀向一切與之交流的外來文化施以影響或進行灌輸 ,使這種價值觀逐漸進入那些外來文化之中并成為其支配性的思想和觀念。在這個過程中 ,外來文化逐漸消解了“異已 ”的面貌 ,而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改變了上述情況。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為使中國的新文化既包容現代性，又接納好的傳統(tǒng)，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模式。這些模式都試圖在中國新文化的建設中找到一個科學而帶有永恒色彩的不變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強的主觀因素。真正科學地做到以開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現代化，以現代化促傳承，非常困難。往往講現代化時，就忽略了繼承傳統(tǒng)；弘揚民族傳統(tǒng)時，又和文化的現代化對立起來。忽略了傳統(tǒng)的繼承，會導致對外來文化的不準確的選擇；忘記了現代化，又可能出現對外來文化的排斥。就一般民眾來說 ,在一部分人中文化認同感嚴重地淡漠了，認為中國文化落伍了，只有外來文化才是現代的 ;而在另一部分人文化認同感卻病態(tài)地強化了,他們希望通過排斥西方文化來弘揚傳統(tǒng)文化 ,以此重塑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這兩種人的思想傾向和方式雖不同，卻表現了同一個東西 :對自己本土的文化傳統(tǒng)信心不足。因而，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確提出注意處理現代性和傳承性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進行長期研究的。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進程中，自然要去處理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自然要用現代的理念、現代的價值判斷去重新解析和繼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文化的傳承順理成章地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得以實現。所以解決現代性與傳承性的問題，應該以現代駕馭傳承，最后以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化為歸宿。

2.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的世界性與民族性

所謂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進性和時代性。具體來講，就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文化要保持先進地位，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始終維持一種高勢能的文化。這種世界性，沒有文化的交流是無法實現和保持的。從目前看，其中最主要的是處理好中西文化的關系。

在目前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正統(tǒng)價值觀占據了宣傳領域的支配性地位,各種主流渠道都在唱響“主旋律”，以正面宣傳為主；另一方面,來自西方 (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各種文化卻席卷著文化市場,而且勢頭越來越猛。比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把看好萊塢的大制作故事片當作電影消費的唯一選擇，越來越多的孩子把肯德基、麥當勞當做家常便飯，可以說美國文化已經成為世界文化的主導。盡管這種美國文化是伴隨著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強權地位進行傳播的，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文化在保持美國傳統(tǒng)精髓的同時，融合了許多外來因素，并逐漸適應了當地的文化環(huán)境。中國的肯德基、麥當勞餐廳，在制作食物時均考慮了中國人的口味習慣，所以贏得了中國人的認同。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藝術作品在國際獲獎，也表明中國文化被世界的認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已經證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進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時持久不懈地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國新文化和世界接軌，才可以具備文化的時代性和先進性。當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來文化在中國真正扎根，必須具備了中國的民族特點，才有可能變?yōu)楝F實。民族性是外來文化存在的必備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備了時代性或先進性之后，才可以傳播、發(fā)展。文化的先進性或時代性是內核，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時代性必須依賴于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托于時代性才可以保持。

3.國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國民性的改造問題

篇（10）

1.1 認識應用語言學

19世紀70年代，波蘭學者、語言學家?guī)鞝柼貎茸钤缣岢隽?ldquo;應用語言學”這一學科概念。在其相關的著作中，相對理論語言學來說，其對象是把理論語言學的知識應用于其他領域問題的解決過程中，雖然對應用語言學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學者普遍認為其指語言應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語言理論方面的研究。應用語言學曾被定義為語言學在社會各領域的實踐性應用研究，如翻譯學、辭典學、語言文字的信息處理學等方面，也包括現今應用最為廣泛的外語教學及第2語言教學等學科應用領域。

1.2 應用語言學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應用語言學的語言媒介傳播作用

（1）英語在國際文化交流過程中的作用。

國際文化交流是依賴于語言這個媒介，英語在國際文化交流中至關重要。當前的信息網絡的國際化，對于應用語言尤其是英語的需求量越來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資源大多以英語作為主存儲媒介，因此，英語在整個國際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現。隨著信息化網絡化的快速發(fā)展，人們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語外，還需要掌握電腦語音和英語。也正因此，賦予了應用語言學研究對英語教學研究的更多發(fā)展空間和保證。全球化帶來語言本文由收集整理界英語優(yōu)勢地位的同時，更凸顯了應用語言學的的學科作用。

（2）漢語在國際文化交流過程中的作用。

據一份官方調查研究數據顯示，在亞洲地區(qū)，漢語作為應用領域、范圍最廣的一種古老語言而存在著。由于漢語言歷史悠久，本身具有獨特的文化魅力及語言意境，因此，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漢語擁有著其他語言所不具備的特點和個性優(yōu)勢，是新世紀國際文化交流的必須用語，更讓中國古老悠久的歷史文化傳播到了世界各地，為世界精神文明發(fā)展及文化交流傳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例如，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靈清明”，從語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國古老典籍“清明”這一詞匯中來，這一例子就形象說明了漢語言的獨特文化魅力。

1.2.2 應用語言學在文化傳播活動過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當今計算機應用領域中，語言作為文化傳播以及人際交際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必要根基。國際文化交流的擴大化促使了語言多樣化的形成，在各國際文化交流傳播的活動過程中，各語言通過計算機系統(tǒng)轉化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號，從而達到國際文化交流的目的。

當代社會文明的傳播必須依賴于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傳播媒介，我們常見的如書刊、報紙、影音數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與之呼應的通訊系統(tǒng)和對應的符號及信號系統(tǒng)。綜觀世界，任何一項文化的傳播都離不開“語言”這一基本工具與載體。例如，我們漢語是聯合國官方工作用語之一，因此，中國法定的“漢語拼音文字”成為傳播中國文化與文明的主要工具語言。

1.3 應用語言學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應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勢，使得各領域的交流擴大也形成了語言的多樣化。各種語言通過計算機的處理轉換為可交流的符號信息以達到交流的目的?，F在通用的傳播媒體，從電視到電影，從廣播到報紙書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對應的符號信息系統(tǒng)。任何一項傳播與交流都是依據語言為載體。

2 應用語言學的學科意義

母語是掌握各種知識的初始條件與基本工具，外語或第二語言的教育質量是衡量一個國家教育水平的標準。全球化的發(fā)展推進了社會對現代化語言理論和水平的發(fā)展以及人才需求，語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視起來。歷史不止一次證明，任何一個經濟實力強國，其首先必定是一個語言文化強國。應用語言學具有無限的生命活力，為了應對當前日新月異不斷發(fā)展中的國際文化交流，為了滿足這一市場需求，除開不斷培養(yǎng)本國語言文化人才外，還要不斷培養(yǎng)外國語言人才。

3 討論

在過去的很多年里，我們的外語教學活動，基本上是圍繞著語言理論知識的單一傳授，外語教學活動中往往僅局限于對語法、句章、詞匯等的分析、舉例與教學，而忽視了最為重要的人際交往與交流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對于文化的輸入與學習還遠遠不夠。人們已經習慣于將語言作為一中符號知識來進行傳授與學習，而沒有認識到語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語言作為文化傳播載體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們在語言的學習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無味的，對語言卻沒有具體的感性認知，一旦接觸到實際的語言交流環(huán)境總顯得手足無措，難以應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