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經濟學實證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論文之封面、封底紙張一律為金黃色云彩紙，論文限橫式書寫，平裝套印，書背需以楷書體印注校名、所別、題目、著者姓名及學年度。

2.論文須加英文題目頁及五百字以內中英文摘要頁（格式參閱附錄）。

3.正文一律以12號細明體打印，行距1.5，章節(jié)標題分別為24、18號，但字體不拘。封面及中文題目字體一律使用24號楷書。英文題目限用TimesNewRoman18號，姓名及其它14號（格式參閱附錄）。

4.章節(jié)標題置文頁中央，如「第一章緒論、「第二節(jié)小結，避免使用「壹、「貳、「參大寫字樣。子目請依一、（一）、1、（1）、A、（a）之順序標明，置于文頁左方。

5.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均空三格，直引原文時，短文可徑入正文，外加引號。如所引原文較長，可隔行另行抄錄，每行之第一字均空三格，若分段落，段頭再空兩格。

6.附注一律列于文頁下側，并以半頁橫線與正文隔開，附注開頭不空格，行距縮小為1，字體限用細明體10號。

7.圖表限用阿拉伯數(shù)字排序，標題字體得異于正文，但其下方之說明或注釋，字體格式同附注。

8.論文頁碼自摘要頁起用羅馬字i、ii、iii表示，正文起用阿拉伯數(shù)字。頁碼列于文頁下端正中央，字體大小同正文。

9.論文內容次序規(guī)定如下（不適用者可略）：

（1）考試合格證明（2）中英文題目頁（3）中英文摘要

（4）謝辭（限2頁以內）（5）正文目錄（6）表目錄

（7）圖目錄（8）符號（9）正文（10）參考文獻

（11）附錄（12）履歷或自述

（二）注釋體例：

本所為求論文格式一致，特作以下規(guī)定：

1.所有引注均須詳注出處；如引注系轉引自其它書籍或論文，則須另予注明，不得徑錄引注之注釋。

2.無論在正文或注釋中，凡書籍、雜志、報紙之名稱均須加書名號（《》）；如為西文著作，則在書名下劃一橫線或用斜體字區(qū)分。文章名加篇名號（〈〉）；引用文字加引號（「）；如為西文著作，則加（“”）標記。

3.注釋一律使用阿拉伯數(shù)字，或用上移方式標示，或用括號方式如：「（注1）。采用后一方式時，應列于標點符號之后，且和正文字體同大小。注釋內容則列于文頁之下端，字體應稍小。格式如下：

（1）專書

a.中文書籍：作者名：《書名》，（出版地：書局，版別，

年月），頁x-x。

b.西文書籍：Author’sfullname,CompleteTitleofBook

(Placeofpublication:Publisher,Edition,Year),p.xor

pp.x-x.

c.翻譯著作：Author’sfullname原著，譯者：《中文書名》

（EnglishTitle）（出版地：書局，版別，年月），頁x-x。

（2）論文

a.中文論文：作者名：〈篇名〉，《雜志名》（出版地），x卷x期（年月），頁x-x。

b.西文論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

(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周刊、雙周刊

須加注日期）

c.學位論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sis”,Ph.D

dissertation,HarvardUniversity,June1998.

作者名：《論文題目》，臺灣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

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d.研討會論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Essay”,Nameof

Conference,Place,Month,andYear.

作者名：〈論文題目〉，會議名稱，地點，年月日。

e.研究計劃報告：作者名：〈計劃名稱〉，委托機構名稱＋計劃（年月）（編號）。

（3）報紙

a.中文報紙：作者名：〈篇名〉，《報紙名》（出版地），年月日，第x版。（如為一般性新聞報導，可略去作者名和篇名。）

b.西文報紙：Author’sfullname,“TitleofArticle,”Nameof

theNewspaper(Placeofpublication),Date,p.xorpp.x-x.（4）第一次引注須注明出處之完整數(shù)據(jù)（如上）；第二次以后之引注有兩種格式：

a.作者名：書名（或〈篇名〉，或特別注明之〈簡稱〉），

頁x-x；

b.如全文中僅引該作者之一種作品，則可更為簡略，即：作者名，前引書，頁x-x。

c.翻譯作品第二次出現(xiàn)時只列中文部份，并依中文著作處理。

（5）網(wǎng)站資料

a.中文論文：作者名：〈篇名〉，《雜志名》，x卷x期（年月），頁x-x。網(wǎng)址：可直接瀏覽此文章之網(wǎng)址（瀏覽日期：年月日）。例如：

連文榮：〈我國對外商品貿易整體分析〉，《中華民國臺灣地區(qū)貿易趨勢預測季刊》，第21期（2001年11月）。網(wǎng)址：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瀏覽日期：2002年8月12日）。

b.西文論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Website:detailedwebsite(viewdate).例如：

Irwin,A.Douglas,“CausingProblems?TheWTOReviewofCausationandInjuryAttributioninU.S.Section201Cases,”NBERWorkingPaper,No.w9815(July2003).Website:/papers/W9815

(viewedonJuly3,2002).

c.機構名稱：〈篇名或網(wǎng)頁〉，網(wǎng)址（瀏覽日期）。例如：經濟部國貿局：〈我出口產品在主要市場之競爭力-2001年〉，網(wǎng)址：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瀏覽日期：2002年5月12日）。或是西文例子：

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BankingonGrowth”(London:EIU,January16,2003).Website:/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541253(viewedonApril13,2003).

d.中文報紙：作者名：〈篇名〉，《報紙名》（出版地），年月日（如為一般性新聞報導，可略去作者名）。例如：

中時電子報：〈加入WTO新紀元－契機與影響〉，2001年11月30日。網(wǎng)址：.tw/special/wto/0_3.htm（瀏覽日期：2001年12月2日）。或是西文例子：

Fischer,Stanley,“BreakingOutoftheThirdWorld:India''''sEconomicImperative,”IndiaTodayConclave(NewDelhi,India,January22,2002).Website:/external/np/speeches/2002/012202.htm(viewedonOctober13,2002).或是

CNN,“GermanEconomyStalls,”January17,2002.Website:/2002/01/17/international/germany(viewedonMarch3,2002).

4.英文書名及期刊論文之名稱，除介系詞如of,fo本論文

整理提供

r及指示詞如a,the以外，第一個字母必須大寫。但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不論何字，皆須一律大寫。

篇（2）

（一）競爭是什么

在學生的課本上，想要找到關于競爭的的章節(jié)是很困難的，而出現(xiàn)競爭方面的教程一般只存在于高校的經濟方面和法律方面的教程。競爭正是人類必不可少的活動，他對社會的發(fā)展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競爭擁有著社會性、勝負性以及沖突性。

（二）什么是競爭意識

意識是人的頭腦對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是思維、感覺和各種心理過程的總稱，競爭意識就是競爭規(guī)律在人腦中的反映，并對人的行為進行支配的一種特殊的心理思維活動過程。本文的競爭意識是包括本人的競爭狀況意識和對競爭本身的意識，還有對競爭結果的承受能力的意識。

（三）競爭意識的意義

競爭意識的產生擁有很大的積極意義，它能讓人的精神狀態(tài)振奮，努力進取。促進做事的效率和社會的發(fā)展，是現(xiàn)代人或者團體，甚至國家都不可缺少的一種積極心態(tài)。

（四）競爭意識培養(yǎng)的提出

在當今社會，競爭越來越強烈，技校學生作為一股即將踏入社會的力量，已經到了非培養(yǎng)他們的競爭意識不可的地步了，無論是從個人的發(fā)展角度來說，還是從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來講，我們培養(yǎng)的的人才都必須要具有健康的競爭意識，要讓他們充分認識到競爭意識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只有做好了對他們競爭意識的教育，他們才能真正在社會上站穩(wěn)腳步，力爭上游，不甘落后，綻放他們活力和激情的火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提出了對本校學生的競爭意識的培養(yǎng)，以增強他們的社會適應能力。

（五）競爭意識培養(yǎng)的必要性

當今世界科技發(fā)展日新月異，經濟和國力的競爭愈加猛烈，任何一個國家都將無可爭議地卷入競爭這個漩渦中，競爭已經成為一個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而隨著21世紀中國加入“WTO”以后，更是面臨著來自內部和外界的許多挑戰(zhàn)。在這種大的背景下，對學生競爭意識的培養(yǎng)就有著充分的必要性。

二、造成學生競爭意識淡薄的原因

（一）當前學生中獨生子女過多

當前的學生大多都是獨生子女，過慣了嬌生慣養(yǎng)的生活，他們習慣以自我為中心，從小就對競爭這一現(xiàn)象沒有深刻的認識。在技校學習的過程中，他們的學習不夠用功，動手能力差，遇到困難時還缺乏主動性以及必要的冷靜和沉著。對事沒有主見，缺乏進取的勇氣和束手無策，從而表現(xiàn)出害怕困難，聽天由命的現(xiàn)象。

（二）學生學習的目的性和主動性不足

技校的學生在目的性方面較差，對自己的學習沒有目標，不能合理地對自己的學習做出規(guī)劃和找出好的學習方法。同時技校學生的學習主動性不足，隨著他們的長大，他們的視野也不斷擴寬，技校學生在社會的待遇，讓他們的思想陷入極大的矛盾當中。而這樣的事實就造成技校學生對學生學習對學習缺乏主動性，面對社會競爭的壓力，他們也不能夠充分的找到自己的不足，找不到人生的坐標，不能根據(jù)時代要求來對自己的知識結構和能力進行更新。同時他們缺乏勇氣和信心，沒有腳踏實地的精神，甚至一些人還陷入麻痹當中、讓自己隨波逐流，深陷在這個沼澤中。

（三）學校方面的因素

學生的競爭意識淡薄和學校也有很大的關系，比如說學校的課程設置、教育理念、成績考試考核、學生評價、教學手段等多個方面都對學生的競爭意識的培養(yǎng)和提高有著不好的影響。

比如在教育觀念上，很多技校教育的觀念上的落后，導致他們的教學上以知識的傳授為主，重視理論的傳授，對方法和能力的培養(yǎng)方面不夠重視；在教育手段上，他們重視課堂的教學和灌輸，對課外活動和實踐活動的不重視等等；在在這種教育觀念和手段上，一些課外的能力就被忽視了，而競爭能力就在此列。

三、如何進行學生的競爭意識的培養(yǎng)

（一）樹立學生正確的競爭觀和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

樹立正確的競爭觀念的關鍵在于搞懂利己主義和的個人正當利益差別。正當利益是個人發(fā)展和生存的正當需要，是通過正當?shù)姆仙鐣赖略瓌t以及國家法律法規(guī)的方法，在不損害他人或集體的理由的前提下獲得自己的利益。而利己主義的做法就是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對其他東西都一律無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損害所有人、集體以及國家的利益。這兩種中誰都看得出孰好孰壞，但當真正面對一些巨大的利益時，很多人都會忍不住選擇利己主義，而在學生的教育中，作為班主任就要把好這個關，樹立他們的正確競爭觀，教育他們立足崗位開展爭當?shù)母偁帲谄椒驳墓ぷ髦凶龀霾黄椒驳男Ч?，讓他們的才能在以后得以充分的發(fā)揮。同時要加強學生的心理素質，心理素質的提升能讓他們在面對巨大利益中也能做到不動心，用正當?shù)姆椒ǐ@取想要的利益；同時心理素質的提升還能讓他們在競爭失敗后能夠勇敢的再次站起來。

（二）發(fā)揮班主任的示范和榜樣作用

教師的天職是教書育人，在教育過程中，教師不但要傳授學生知識和技能，還要進行學生思想教育和培養(yǎng)學生適應能力的教育，競爭意識作為一個新時代人才的必備素質，教師對學生的競爭意識一定要精心培養(yǎng)，進行淳淳教導。而班主任作為學生的生活和學習進行的直接負責人，就更應該做好著方面的教育。班主任要利用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辦法，用一些名人名言和一些現(xiàn)實中有關競爭的實例，以及往屆本校畢業(yè)生中一些典型的實例對學生進行教育，時時刻刻對學生的競爭意識加以強化，讓他們深刻認識到競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將其做到學生的內化，讓他們在潛意識中形成正確的競爭意識。

（三）用校內活動對學生的競爭意識進行強化

班主任可以聯(lián)合其他的班集體，或者是一起向學校申請組織一些校內活動，例如演講比賽、辯論賽、球類比賽、校園歌手比賽等一些帶有競爭色彩的活動，同時積極組織班里的學生主動參加這些比賽，這些比賽可以讓學生的熱情和競爭意識得到空前的增長，對學生形成正確的競爭意識有著很好的效果。同時還能帶動學生的創(chuàng)造性、主動性和積極性，可謂一箭數(shù)雕。

但在組織這些競爭性競賽活動時有些地方一定要注意：

1.活動不能過多，要做到少而精，否則會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才能讓活動達到預期的效果，讓學生形成競爭意識的同時促進學生想學習。

2.在組織時要選擇學生自己有興趣的活動，同時結合學生的能力和特點，考慮到學生的能力大小和知識水平。

3.在組織活動之前要對活動的內容和要求有充分的了解，對活動內容進行精選，不能為活動而活動，最好是針對學生的某些現(xiàn)象同時結合他們的專業(yè)進行組織，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提高學生的思想境界和競爭意識的效果。同時還可以促進一些學習不好的學生對學習的興趣，達到提高他們學習積極性的效果。對學生會和學生社團等一些學生組織要做好監(jiān)督工作，使活動能夠真正擁有培養(yǎng)和加強學生競爭意識的效果。

4.在競賽活動的過程中，不但要注意注意參賽的人員，同時要對注意群眾，活動的進行要讓參賽的優(yōu)秀選手脫穎而出，讓他們的才華得到足夠的展現(xiàn)，同時又要讓大部分的群眾也能參與到活動中去。這就要求班主任要特別注意和鼓勵班上的那些性格內向，平常不大活躍的學生，讓他們也參與到這些比賽中去，這些做法的實施，對學生競爭意識的培養(yǎng)有著良好的效果，同時對班主任發(fā)掘學生的才能有著巨大的幫助。

（四）發(fā)揮學校管理機制的作用

篇（3）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作為歷史現(xiàn)象，媒體融合的發(fā)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tài)、產業(yè)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tài)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xiàn)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傮w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xiàn)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梢哉f，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shù)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jù)這個概念，在數(shù)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yè)隔離與技術區(qū)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shù)據(jù)、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tǒng)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shù)字電視、網(wǎng)上廣播、還有眾多網(wǎng)絡互動媒體的出現(xiàn)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wǎng)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yè)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fā)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fā)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shù)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xiàn)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guī)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chuàng)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核心優(yōu)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fā)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yōu)橛凶晕覍崿F(xiàn)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xiàn)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yè)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wǎng)絡服務行業(yè)，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wǎng)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yè)，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guī)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jù)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lián)網(wǎng)和數(shù)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lián)網(wǎng)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xiàn)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xiàn)，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qū)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fā)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xiàn)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yè)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fā)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jiān)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xiàn)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yè)運作、商業(yè)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yè)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huán)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xiàn)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yè)變革中的取得戰(zhàn)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tài)、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yè)，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yè)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xiàn)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tài)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fā)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shù)亟馕鋈蛸Y本主義系統(tǒng)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xiàn)，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xiàn)的現(xiàn)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tǒng)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guī)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yè)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fā)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fā)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shù)氐娜嗣翊蟊娔芊駨闹汹A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xiàn)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fā)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yè)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qū)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lián)？在數(shù)字化和網(wǎng)絡化的新媒體環(huán)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qū)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fā)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fā)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shù)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fā)，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yè)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tài)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yè)監(jiān)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yè)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jiān)管制度下發(fā)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qū)，電信監(jiān)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jiān)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jiān)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wǎng)絡產業(yè)則是在相對無監(jiān)管的環(huán)境下發(fā)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yè)監(jiān)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fā)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zhàn)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yè)監(jiān)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fā)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guī)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yè)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yè)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yè)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tài)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fā)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yè)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jiān)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xiàn)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yè)準則的監(jiān)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xiàn)；雖然傳統(tǒng)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shù)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shù)字化的挑戰(zhàn)？在以數(shù)字技術為載體，網(wǎng)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yè)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huán)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jiān)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huán)境里，數(shù)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yè)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huán)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yè)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yè)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yè)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tài)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wǎng)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tǒng)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yè)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fā)了產業(yè)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yōu)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fā)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yè)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yè)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yè)內部的產業(yè)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yè)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yè)格局的發(fā)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tài)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yè)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xiàn)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shù)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xiàn)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shù)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zhí)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wǎng)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fā)了數(shù)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chuàng)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guī)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xiàn)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wǎng)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tǒng)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xiàn)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yè)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shù)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tǒng)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fā)展直接涉及到商業(yè)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fā)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yè)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xiàn)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fā)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yè)、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yè)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tǒng)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字手機、網(wǎng)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shù)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fā)事件、引發(fā)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wǎng)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huán)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tǒng)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梢哉f，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xiàn)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xiàn)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fā)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yè)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guī)恿俗韵露系南M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wǎng)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shù)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梢哉f，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tǒng)工程師和計算機網(wǎng)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yōu)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yè)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yè)邏輯的某種妥協(xié)。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fā)，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shù)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jiān)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shù)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yè)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yè)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shù)字勞動、創(chuàng)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yè)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yè)全球化，媒體行業(yè)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zhàn)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chuàng)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xiàn)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xiàn)社會進步、經濟發(fā)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guī)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xiàn)。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yè)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yōu)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xiàn)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xiàn)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xiàn)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fā)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yè)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fā)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xù)甚至加強傳統(tǒng)“公眾利益”的監(jiān)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fā)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xiàn)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shù)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yè)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fā)展策略、行業(yè)監(jiān)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xù)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fā)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fā)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wǎng)融合作為實現(xiàn)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fā)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zhàn)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xù)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fā)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fā)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chuàng)造什么樣的環(huán)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yè)互動共贏的產業(yè)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qū)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shù)氐恼胃母锖蜕鐣D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yè)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fā)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篇（4）

一、關于使用價值統(tǒng)一度量可能性的爭論

長期以來，人們被使用價值復雜的表現(xiàn)形式所迷惑，看不到它們在深層次上的統(tǒng)一特性或通約性。許多人認為不同形式的使用價值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東西，因而根本不可能進行統(tǒng)一度量。有人甚至聲稱自己用“邏輯論證的方法”在理論上完全否定了統(tǒng)一度量的可能性。

人們之所以會否定使用價值統(tǒng)一度量的可能性，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1.使用價值主體特性的不確定性。它是指事物對于不同生理、心理和精神素質的使用主體將表現(xiàn)出不同的使用價值，事物對于同一使用主體的不同生理、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變化狀態(tài)也將表現(xiàn)出不同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主體特性決定了任何事物的使用價值會隨著使用者素質和狀態(tài)的變化而變化，表現(xiàn)出較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

2.使用價值客體特性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它是指不同品質特性的事物對于使用者將表現(xiàn)出不同的使用價值。事物的品質特性是復雜多樣的，可以分別用物理的、化學的或數(shù)學的方法來描述和度量，如物體的幾何尺寸可用“米”來度量，質量可用“千克”來度量，化學能量可用“焦耳”來度量。

3.使用價值介體特性的可變換性。它是指事物對于不同的環(huán)境條件將表現(xiàn)出不同的使用價值，對于同一環(huán)境條件下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區(qū)域內也將表現(xiàn)出不同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介體特性的可變換性，使事物的使用價值表現(xiàn)出較大的不確定性。

4.主觀使用價值與客觀使用價值的不同步性。它是指主觀使用價值總是或多或少地偏離客觀使用價值。主觀使用價值是客觀使用價值的主觀反映反映，其大小受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因素的影響，必然會隨著人的欲望、感情和情緒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

事實上，使用價值的以上四種特性只能說明使用價值的復雜性，而不能說明使用價值不能進行統(tǒng)一度量。

二、使用價值判斷的客觀標準

評估事物價值的標準稱之為價值判斷標準。如果以主體的意識、欲望、感情和情緒等因素作為評估事物價值的標準，稱之為主觀價值判斷標準，它是客觀價值標準的主觀反映。然而，主觀價值判斷標準是否受一定客觀前提和基礎的制約？在主觀價值標準后面是否還存在一個決定它們的統(tǒng)一的、科學的、客觀的標準系統(tǒng)，即“標準的標準”？這個問題不僅是價值理論也是整個哲學中最困惑的問題之一。目前的價值理論存在三種主要錯誤傾向：①完全否定價值判斷標準的存在；②只承認主觀價值判斷標準，完全否認客觀價值判斷標準的存在；③雖然承認客觀價值判斷標準，但無法找出這個隱秘在深層的“標準的標準”，或不能完整地、準確地認識和掌握它。完全否定價值判斷標準的思想是一種價值虛無主義，它把價值現(xiàn)象看作是一種虛擬的東西，沒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它更看不到價值判斷標準的存在。數(shù)西方哲學家認為，人們的評價和價值判斷標準都超不出主體的意愿和觀念，此外并無客觀基礎。他們甚至通過“邏輯的論證”指出，一切評價標準的前提都是一個“應該怎樣”的主觀假定，它的終極前提也只能是這樣的假定，要想通過指出其客觀基礎來解決問題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羅素語），從而從根本上否認客觀價值判斷標準的存在。些學者認為，主觀價值判斷標準與客觀價值判斷標準是可以而且應該加以區(qū)分的。主觀價值判斷標準實際上只是主體頭腦和意識中的“應該”和“想要”；而客觀價值判斷標準則是主體的現(xiàn)實存在、結構及其生存發(fā)展的客觀需要和能力，即主體真實的“需要“和“應該”，這個客觀的價值判斷標準以存在決定意識和實踐檢驗思想的方式，決定和制約著主觀價值判斷標準。然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客觀價值判斷標準，目前的理論界爭論甚多：有人認為“主體需要和外部現(xiàn)實是價值判斷標準的客觀基礎”，有人認為“主體的利益是價值判斷標準的客觀基礎”等等。事實證明，上述的“客觀標準”并不是最基礎的，那么，這個最基礎的客觀標準，即“標準的標準”又是什么呢？

根據(jù)拙著《統(tǒng)一價值論》的“最大本質力法則”可知：人類主體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發(fā)展自己的本質力，衡量任何事物對于人類主體的價值大小關鍵要看這一事物對于維持和發(fā)展人類主體的本質力所產生的影響程度。由此得出：

價值判斷的客觀標準：判斷任何事物對于主體價值的客觀標準是主體的本質力，對于個人來說就是個人勞動能力（即判斷事物對于個人的使用價值大小，要看該事物是否有利于維持和發(fā)展個人的勞動能力），對于集體來說就是集體生產力，對于社會來說就是社會生產力。

三、使用價值的統(tǒng)一度量

使用價值可分為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兩大類，每一類分別針對著不同的人類主體，服務于不同的客觀目的，因而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其中，生活資料是服務于個人消費過程的，其使用價值是以個人勞動能力為評價標準；生產資料是服務于集體的生產過程，其使用價值是以集體生產力為客觀評價標準。

1、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統(tǒng)一度量。由于擁有生產資料的個人稱為“單人集體”，而把它歸為集體的范疇，因此“純粹的個人”只與生活資料相結合，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只針對個人而言，只服務于個人的消費過程，以維持和發(fā)展個人的勞動能力。根據(jù)《統(tǒng)一價值論》，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首先通過消費過程轉化為人的勞動潛能，再在勞動過程轉化為勞動價值，構成個人的勞動能力，它對個人勞動能力的影響程度主要取決于勞動潛能的產生數(shù)量，即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取決于它在人的消費過程中所轉化的勞動潛能。人的勞動潛能可分為四個基本層次或基本類型：溫飽類、健康與安全類、自尊與人尊類、自我發(fā)展與自我實現(xiàn)類。其中，溫飽類勞動潛能可用標準食物所含的生物化學能來表現(xiàn)，后一類勞動潛能都可折算成一定數(shù)量的前一類勞動潛能，因此所有類型的勞動潛能均可折算成一定數(shù)量的溫飽類勞動潛能，因此所有類型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均可折算成一定數(shù)量的標準食物能量。由此得出：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法則：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取決于它的消費對于個人勞動能力的影響程度所等效的標準食物能量。

2、生產資料使用價值的統(tǒng)一度量。所有形式的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在生產過程中，它本身不會產生增值，在正常情況下，只能以折舊的形式逐漸地、分批地將其使用價值等量轉移到生產系統(tǒng)的產品之中。生產系統(tǒng)的產品可能是生產資料，也可能是生活資料，由于任何生產系統(tǒng)的最終目的在于直接或間接地生產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因此任何生產資料使用價值最終都會轉移到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之中，從而可以折算成一定數(shù)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由此得出：

生產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法則：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取決于它在生產過程中以折舊的方式最終所轉移的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量。

四、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

由于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可以折算成一定數(shù)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而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又可以折算成一定數(shù)量的食物能量，因此食物能量可以成為使用價值的統(tǒng)一尺度。為了提高使用價值度量的精確性和客觀性，就必須增強這個統(tǒng)一尺度的穩(wěn)定性、可靠性和確定性，就必須對它進行一系列的嚴格規(guī)定，以確定一個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

在“負熵與價值”一節(jié)中提出了“標準有序化能量”的概念，主張采用一種標準化的食物作為有序化能量的基準尺度。由于廣義有序化能量（即價值）是以有序化能量為基礎的，而使用價值又是價值的基本形態(tài)，因此可以采用標準化的食物作為價值或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

1、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食物能量）：將特定的產地、品種、耕作方法、貯運方法、等條件規(guī)定的大米（或面粉），定義為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

為了提高使用價值度量的方便性、靈活性和適用性，還需對這一基準尺度進行必要的補充。

2、使用價值度量的第二基準尺度（貴金屬）：由于某些貴重金屬（如黃金、白銀等）具有較穩(wěn)定的物理與化學特性、較好的可分割性和易貯運性、較高的使用價值密度等優(yōu)點，因此可作為使用價值的基準尺度的替代物，即“第二基準尺度”，來彌補基準尺度的不足。

3、使用價值度量的第三基準尺度（貨幣）：符號的流通與運算要比實物的流通與運算方便得多，靈活得多，因此可以選取一個使用價值基準尺度的法定貨幣符號作為第三基準尺度，來代表使用價值的基準尺度或第二基準尺度，如人民幣元、日元、美元等。

4、絕對價值尺度：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存在一個重大的缺陷，除了普遍采用法定貨幣（如人民幣元、美元、日元等）和黃金等相對價值尺度以外，還沒有確立一個真正的“絕對價值尺度”，這個“絕對價值尺度”必須具有高度的客觀性、確定性、穩(wěn)定性和精確性，既不會隨著社會歷史時期的變遷而改變，也不會隨著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huán)境的波動而轉移，更不會隨著各種經濟事物的興衰而動蕩。而解決這個問題，是經濟學的發(fā)展最終必須完成的任務，這不僅是經濟學也是所有社會科學走向自然科學化（即客觀化、嚴謹化和精確化）的必由之路。食物能量、貴金屬和貨幣都不是絕對價值尺度，電能由于具有應用廣泛性、生產規(guī)模性、高流通性、可轉化性、易分配性、可貯存性、價值穩(wěn)定性等特點，最有希望發(fā)展成為絕對價值尺度，經濟學界最有希望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世界貨幣體系——世界元。

五、使用價值的分量

采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分析法來探索事物的使用價值，可以更深刻地發(fā)現(xiàn)其內部聯(lián)系。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一事物對于另一事物的影響同時存在兩個相互矛盾的內部因素，即一些內部因素起促進作用；另一些內部因素又起阻礙作用。根據(jù)這一觀點，事物在向主體的本質力提供動力的同時，又對主體的本質力產生一定的阻力，或者說主體在接受某些功能服務的同時，還需付出一定的代價，或者需要耗散一定的功能特性。例如，生物為了從食物中獲取生物化學能，就必須花費一定的食物能量來維持運動系統(tǒng)、消化系統(tǒng)等組織與器官的工作。為此，可以把使用價值分解為兩個分量：功能價值與耗散價值，它們分別用于描述事物內部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對于使用價值的影響程度。

功能價值：事物內部所有積極因素對于主體本質力的影響程度稱為功能價值，用Qf來表示。

耗散價值：事物內部所有消極因素對于主體本質力的影響程度稱為耗散價值，用Qh來表示。

使用價值：事物的功能價值與耗散價值之差稱為該事物的使用價值，用Qu來表示，即

Qu＝Qf－Qh(2-25)

使用價值反映了事物對主體本質力的絕對影響量，它已經扣除了本身的負面效應。由于耗散價值可以看作是負值的功能價值，因此使用價值可以看作是所有正負功能價值的代數(shù)和。

對使用價值進行分解后，人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有些事物對人的生存與發(fā)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使用價值為零。例如，水分、空氣、陽光等自然界的事物是人類生存與發(fā)展所必須的，但人類在吸收和利用它的過程中需要耗散另一部分功能價值，當事物的耗散價值等于功能價值時，其使用價值就變?yōu)榱?。根?jù)“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規(guī)律”，事物的功能價值隨著主體對它的消費速度的增長而下降，當消費速度增長到一定程度時，其功能價值趨近于耗散價值，該事物的使用價值就趨于零。由此得出“使用價值零值定理”。

使用價值零值定理：當事物的供給速度或消費速度足夠大（即不稀缺）時，該事物的使用價值趨于零。

根據(jù)該定理，一些不稀缺的自然資源由于其供給速度和消費速度很大，其使用價值必然為零。另一些稀缺的自然物之所以具有使用價值，是由于人類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不斷挖掘出它的功能價值。例如，人如果沒有學會對火的利用，煤炭就不具有功能價值；人如果沒有學會對金屬的冶煉，鐵礦永遠也不會具有功能價值。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fā)展，越來越多的自然物提高了功能價值，并使其使用價值突破零的界限，從而誘導人類不斷增加開發(fā)速度、生產速度和消費速度。但是，隨著人類對這些自然物的生產規(guī)模和消費速度的不斷增長，其邊際功能價值又重新回落，并趨近于其耗散價值，從而使其使用價值重新回到零狀態(tài)。當然，也有一些自然物的使用價值在回到零狀態(tài)之前就已經消耗怠盡。

篇（5）

城市競爭是指城市政府以市場為導向，通過決策制定、制度組織安排來不斷吸引外部生產要素投入和促進經濟系統(tǒng)內部相互作用，使城市經濟持續(xù)發(fā)展的一個過程。城市的競爭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在各城市政府之間的競爭，城市政府通過對城市未來發(fā)展方向的控制、對經濟發(fā)展政策如城市規(guī)劃、地方稅收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流動政策的制定，對城市基礎設施的大量投入來確定城市競爭能力的發(fā)展方向。正是政府間這種以經濟發(fā)展為目標的競爭，加劇了城市競爭的力度，促進了珠江三角洲區(qū)域的城市化進程。

珠江三角洲是我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qū)之一，也是我國城市最為密集的地區(qū)之一。在這個地區(qū)，發(fā)達的基礎設施網(wǎng)絡把各類城市連為一體，形成具有不同層次的城市集合體。城市競爭在同一層次的城市間廣泛存在，如廣州和香港在1999年的建設科技城和數(shù)碼港的計劃，廣州與深圳的會展策略，東莞、順德、南海、中山吸引外資的政策與措施等等，正是由于這種競爭，珠江三角洲內的各城市在區(qū)域條件較為相同的情況下，通過產業(yè)的集聚與專業(yè)化分工形成了各自的比較優(yōu)勢和主導產業(yè)，在同一層次的城市中形成具有差異性的城市發(fā)展性質，東莞是國際性的加工業(yè)基地，順德是國際性的家電生產基地；在順德的容桂鎮(zhèn)是全國空調器生產基地，北窖鎮(zhèn)是全國的小家電生產基地；東莞的虎門是國際性的服裝生產基地，中山的沙溪是國際性的休閑服裝生產基地。

珠江三角洲城市間競爭的效用是使一個城市的經濟實力和運作效率不斷提高，珠江三角洲城市間的良性競爭使社會資源得到了較合理的配置，城市之間通過專業(yè)化的分工與合作來相互促進發(fā)展，在競爭中為區(qū)域經濟的整體發(fā)展帶來機會。城市政府之間的競爭大大促進了城市人才的培養(yǎng)和引進、外資的吸引、生產技術的改進以及思想解放和制度的創(chuàng)新，加快了對外開放、經濟結構調整、城市基礎設施改善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珠江三角洲城市間競爭也存在著過度競爭的現(xiàn)象，如90年代為追求低成本的土地而出現(xiàn)的過量的開發(fā)區(qū)建設和城市建設用地的無序擴展，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和環(huán)境的破壞。

二、城市間競爭產生的原因

1、經濟全球化

城市作為經濟活動的載體集聚了各種企業(yè)和人口，從理性的假設來看企業(yè)總

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人口總是追求居住的效用最大化，若長期來看，以追求最大化的利潤與效益為目的，企業(yè)和人口是可以在城市間移動，因此城市面對是大量的可移動的生產要素，如資金、勞動力、技術等。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qū)，城市的發(fā)展是一種在外資驅動下的城市發(fā)展過程，這使得城市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單位。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經濟不斷的受到制造業(yè)向成本低的地區(qū)轉移和服務業(yè)在區(qū)域內重新布局的影響，不斷的產業(yè)和技術的變化把城市帶入到了經濟競爭中去。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發(fā)展正是受益于這個過程。

在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中，珠江三角洲擔當?shù)氖钱a業(yè)鏈中生產基地的腳色，推動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工業(yè)大都是具有成熟技術的制造業(yè)，從企業(yè)的角度來看，這種類型的企業(yè)在區(qū)位選擇的要求是勞動力、土地、交通費用的低廉。由于珠江三角洲長期的基礎設施投入使得地區(qū)的對外交通、通訊和各種城市設施十分完善，在珠江三角洲約3000萬的外來勞工使得城市勞動力市場價格十分低，由于珠江三角洲的勞動力市場是向全國開放的，全國約3億的剩余勞動力為低價格的勞動力供給提高了保證，因此，在三角洲的各城市在除了地理位置的不同外，發(fā)展條件具有很強的相似性，面對流動的生產要素，城市間不得不通過激烈的競爭來吸引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并充分挖掘城市的比較優(yōu)勢，不斷地改善自身在競爭中的比較優(yōu)勢來增強自身的競爭力。

2、地方政府的推動

從實現(xiàn)由計劃體制向市場機制以來，中央政府不斷地實施與地方政府的分權化的改革，包括地方管理權限、財政、投資、開放等領域的政策與體制變化。這種改革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有了經濟發(fā)展的自，并承擔起推動經濟發(fā)展和地區(qū)綜合實力提高的責任；另一方面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脫離了計劃式的資源流動與配置，使政府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尋求經濟發(fā)展的推動因素，爭奪稀缺的生產要素特別是資金要素。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珠江三角洲，各級地方政府以地區(qū)的中心城市為基點，不斷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由于土地和城市基礎設施是在政府的管制下的生產要素，具有不可流動的特性，在交通費用和勞動力等成本都較為一致的情況下，政府通過直接投資和動員社會各種資源大力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以形成土地在價格—質量的比較優(yōu)勢，把流動的生產要素固定在自己的地區(qū)。因此政府對經濟發(fā)展的責任轉變?yōu)槿魏挝鲃拥纳a要素，在生產要素稀缺特別是資金稀缺的情況下，政府間的競爭就不可避免。

三、城市間競爭的理論模式

1、供給指向型的競爭

當城市化到一定的階段，城市的深入發(fā)展取決于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即是城市能否有能力吸引額外的生產要素，這種能力就是城市供給基礎，它包括城市的物質技術基礎、城市投資的集聚程度、城市投資的經營環(huán)境和基礎設施狀況。

建立有效的城市供給基礎，可以降低城市的交易成本，不斷的吸引生產要素的集聚，如吸引企業(yè)的遷入增加城市的生產能力，通過居民的遷入減低勞動力成本和增加區(qū)域內的需求，并通過乘數(shù)效應帶動相關產業(yè)的發(fā)展，促進新老產業(yè)的更替和升級。因此，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城市間的競爭首先就城市供給基礎的競爭，是有效供給的競爭。

2、內生增長能力的競爭

由于城市經濟發(fā)展要素受到宏觀經濟的影響，對單個城市而言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單純以吸引外部生產要素來促進城市的發(fā)展存在著一定的脆弱性。根據(jù)經濟增長的內生理論，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應該致力于人力資本的增加和技術進步，并不斷地促進城市經濟內部系統(tǒng)的相互作用促進經濟的發(fā)展，這樣才可以達到城市經濟的持續(xù)增長的目的。

當城市化達到一定水平時，城市的內生增長能力顯得十分重要。在外部條件較為相似時，城市的內生增長能力決定了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水平。由于城市的內生增長能力的形成需要較長的時間，其效果也不可能在短期內體現(xiàn)，因此培養(yǎng)城市的內生增長能力需要政府和企業(yè)的資金投入，以及城市文化的配合與協(xié)調。

四、城市間產業(yè)集聚能力的競爭

產業(yè)通過空間的集聚可以實現(xiàn)同類部門數(shù)量上的增加和整體規(guī)模的擴大，實現(xiàn)在合作基礎上的外部規(guī)模經濟，在珠江三角洲的企業(yè)大都是中小型企業(yè)，往往是通過產業(yè)的集聚來克服中小企業(yè)內部規(guī)模經濟的局限性，這種集聚是以產業(yè)鏈為中心的，并結合專業(yè)化生產形成產業(yè)的前后向聯(lián)系，這種空間上的緊密聯(lián)系可以大大提高企業(yè)生產率和城市的經營效率。

城市競爭中的產業(yè)集聚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集中，更多的是強調集聚過程中的知識、技術的重新組合，強調技術人才的集中和一個熟練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并通過這種結合促進城市內生增長能力的加強和經濟的可持續(xù)的發(fā)展

由于產業(yè)集聚有很強的路徑依賴，一旦集聚能力形成有較長時間的持續(xù)潛力，城市政府在城市競爭中充分認識到了集聚的重要性，不斷的尋求可以產生集聚的核心企業(yè)，十分注重培養(yǎng)和加強城市的集聚能力。

珠江三角洲各城鎮(zhèn)的產業(yè)集聚的競爭激烈是通過專業(yè)性城鎮(zhèn)的不斷出現(xiàn)表現(xiàn)出來的，例如東莞定位于國際性加工基地，是以電子信息產品為專業(yè)化的發(fā)展方向，使其有別于順德的家電制造業(yè)。東莞的專業(yè)化的發(fā)展方向是其集聚了大量的電子信息產品加工企業(yè)，95%的電子信息產品都可以在當?shù)卣业剑鐤|莞宏達廠周邊車程2小時的范圍內有相關的供應廠家30多家，宏達廠的45%都可以在這些廠中解決。東莞在專業(yè)化基礎上，按產業(yè)鏈形式的集聚使其成為我國第四大的出口城市。

五、城市間制度創(chuàng)新能力的競爭

在生產要素條件相似的情況下，制度的創(chuàng)新對城市經濟的增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城市的制度是城市經營軟環(huán)境的體現(xiàn)，制度創(chuàng)新是指實現(xiàn)與國際接軌的新的經濟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組織體系和運作機制，包括城市管理體制的創(chuàng)新、企業(yè)產權制度、市場交易制度和人才流通制度的創(chuàng)新。

制度創(chuàng)新在于通過交易成本的下降和培養(yǎng)城市的內生增長能力來提高城市競爭力，快捷有效的管理體制可以減少由于行政管理帶來的效率損失，加快企業(yè)創(chuàng)辦的速度和生產要素的流通；城市政府通過對人才的吸引、對科技創(chuàng)新的激勵和合法產權的保護，會形成城市經濟增長的有效機制，持續(xù)吸引生產要素的再投入。

普遍認為順德是通過制度創(chuàng)新提高城市競爭力的案例，順德通過企業(yè)產權體制改革，使政府完全退出了具有競爭性的行業(yè)，鼓勵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如對順德的核心企業(yè)科龍空調，政府通過股權的轉讓，逐步退出，最后由外資控股；在城市管理改革方面，順德通過行政區(qū)劃的合并，減少了土地使用權上的分散，發(fā)揮了中心城鎮(zhèn)的擴散作用，是區(qū)域內的整體水平和整體競爭力得到提高。

六、城市間環(huán)境條件競爭

城市競爭的環(huán)境條件包括基礎設施條件的競爭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競爭。

基礎設施條件的好壞直接影響了企業(yè)的生產成本，在珠江三角洲大量以OEM為主要形式存在的加工業(yè)對對外交通的通達性和信息掌握與交換的速度要求很高，是決定了企業(yè)生存的條件之一，基礎設施條件成為生產要素區(qū)位決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城市競爭中往往首先是基礎設施條件的競爭

城市政府是通過對城市總體規(guī)劃的制定和政府為主體的基礎設施投入來不斷改善基礎設施條件的，城市競爭的實質之一是基礎設施的有效供給的差異。如廣州市政府近三年在基礎設施的投入達600億，未來5年還要投入900億，東莞建設起了密集的交通網(wǎng)。

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競爭是近幾年形成的城市競爭內容，已成為生產要素區(qū)位選擇的因素，生態(tài)環(huán)境與物質環(huán)境的合理交流對城市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有重要意義，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可以用同樣的工資吸引更多的高素資的人才，并適應高新技術企業(yè)的發(fā)展條件，對城市產業(yè)結構升級和發(fā)展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有產業(yè)十分有利。超級秘書網(wǎng)

城市政府以充分認識生態(tài)環(huán)境在產業(yè)升級和提高城市競爭力的作用，把提高城市生態(tài)環(huán)境作為城市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如東莞的清溪在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下形成了電腦加工業(yè)、順德的倫教建立了廣東第一個生態(tài)示范鎮(zhèn)，并以此為基礎向外招商引資。珠江三角洲的“水”、“山”和農田保護區(qū)以成為城市政府構造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重要要素。政府對環(huán)境的長期投資，表現(xiàn)出政府在城市間競爭中強勢。

七、城市競爭的策略框架

1、對城市具有競爭優(yōu)勢的資源進行整合，形成有效的競爭資本，包括專業(yè)化的產業(yè)、政府可應用的財政、可動用的社會資金、全體市民的文化意識、環(huán)境與自然的條件

2、區(qū)經濟發(fā)展條件和競爭城市的發(fā)展威脅進行經常的分析，抓住機會構成核心競爭力，形成品牌的效應

3、城市規(guī)劃作手，加強有效的基礎設施供給、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改造與保護和城市生活質量的全面提升。

4、面對競爭，城市要建立全新的發(fā)展概念、廣泛的企業(yè)網(wǎng)絡和寬松的貿易環(huán)境，擁有高素質的勞動力和充分的政府財政。

參考文獻：

1.Porter.M.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theinnercity,HarvardBusinessreview,May/June,1995

2.WillianF.L.,Competitivecities:Introductiontothereview.Urbanstudies,36,2000

篇（6）

關鍵詞：飯店資源配置性分類配置層次配置方式

飯店擁有各種經營管理資源，飯店正是利用這些資源來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或環(huán)境效益?？膳渲眯允秋埖曩Y源所具有的基本特點，通過特定的配置和管理行為，飯店資源會發(fā)生形態(tài)的改變，并聚合成滿足顧客需要的飯店產品。因此，科學認識飯店資源的配置屬性，是正確進行飯店競爭力管理的基礎。

1飯店資源的配置性分類

對飯店資源進行配置，其目的在于通過對不同飯店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的使用來提高單體資源的增值能力，并通過資源之間的結合來積聚綜合利用優(yōu)勢和過程優(yōu)勢，從而提高飯店的效益水平。

飯店資源都蘊涵有程度不同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在一個較短的時期之內，技術水平如果沒有較大的改善，資源的自然性越高，其增值能力的固化度就越高，它通過人為組合和調配所能產生的增值效果也就越低，比如低值易耗品，由于其使用的廣泛性和獲取的隨意性，它的獲取成本和使用成本均可以進行理性的控制，在飯店產品的價值鏈結構中，它的價值擴散能力是較低的，飯店只能從低值易耗品中得到一般的資金投入回報。

社會性高的資源的增值能力通常不受技術水平的限制，而受管理水平或者說資源配置水平的限制。資源的社會性越高，它通過不同的配置組合產生的增值效果的差異性也就越大。比如顧客偏好信息，同樣的顧客偏好信息對不同的飯店有不同的增值效果，飯店對顧客偏好信息理解地越準確，所生產的產品與顧客偏好就越吻合，其增值效應和市場效應就越大，越能給飯店帶來超出一般資金回報率的利潤水平。從這個角度而言，可以將飯店資源分為三類，即弱配置性資源、中度配置性資源和強配置性資源。

如圖1所示，弱配置性資源通常是自然屬性較高的設施和物品資源，它們雖然也經過人為的加工，具有一定的社會屬性，但比起財力資源、人力資源等中度配置資源來說，其社會屬性顯然要低得多。設施和物品資源的質量是比較容易測定的，它們的增值能力也比較容易預測，對它們進行配置組合所能夠產生的綜合效益和過程效益是比較低的。

財力資源、人力資源、技術資源（這里通常是指新興技術）、市場信息等資源的增值潛能則難以預測，不同的配置組合能夠產生不同的綜合效益和過程效益，其配置性是較高的。相比而言，組織慣例、飯店文化等組織資源是軟性程度更高的資源，它們超越了飯店組織實體，并依賴于內在的社會心理和飯店規(guī)范而連接在一起，其社會性比弱配置性資源和中度配置性資源要高。相應地，對這些資源進行配置組合能夠帶來的增值效果更加難以確定，因此其可配置性要高于前兩者，我們稱其為強配置性資源。

2飯店資源的競爭力層次及其動態(tài)轉化

（一）飯店資源的競爭力層次

資源配置的目的是營造飯店的競爭優(yōu)勢，為飯店的利潤獲取提供競爭基礎。飯店資源本身就是競爭的基礎因素之一?；蛘哒f，飯店內的各種資源本身就有競爭力的層級區(qū)別。從競爭力角度而言，飯店資源包括核心資源層、優(yōu)勢資源層、基礎資源層和劣勢資源層等四個層級：

飯店核心資源層。飯店核心資源是與飯店核心競爭力緊密度較高的相關因素之一，它是指在飯店的資源體系中，具有較強的價值增值能力、較為稀缺而且不易被競爭對手所模仿的資源種類。核心資源層對應于強配置性資源，飯店通過對這種資源的開發(fā)和維護能夠獲得持續(xù)性的競爭優(yōu)勢，保持飯店的競爭地位。飯店文化、組織資源等強配置性資源通常屬于飯店的核心資源。

飯店優(yōu)勢資源層。優(yōu)勢資源是指有一定的價值增值能力、具有稀缺性但容易被競爭對手模仿和復制的資源種類，它對應于中度配置性資源。飯店優(yōu)勢資源能為飯店提供一定的競爭力，但這種競爭力容易被競爭對手趕超，因此不具備可持續(xù)性。像飯店的菜肴制作技術、客戶資源等中度配置性資源與飯店的優(yōu)勢資源存在較大程度的關聯(lián)性。

飯店基礎資源層?；A資源指具有一定的價值增值能力，但不具備稀缺性的飯店資源種類，它對應于弱配置性資源。這種資源能夠提供一定的價值，沒有它們飯店會處于競爭的劣勢，但是其它飯店也很容易取得同樣或類似的資源，因此它不能成為形成飯店競爭優(yōu)勢的資源。飯店的水、電、設施設備等弱配置性資源種類都屬于基礎性資源。

飯店劣勢資源層。飯店劣勢資源是指沒有價值增值能力的資源種類，它沒有明確的配置層次指向。這種資源不能為飯店提供競爭優(yōu)勢，它往往是飯店的負擔。像不適應崗位發(fā)展需要的員工就屬于飯店劣勢資源，摒棄這種資源可以降低飯店的經營管理成本，提高飯店的相對競爭力。

（二）飯店資源競爭力層次的動態(tài)轉化

如圖2所示，在飯店資源的分層系統(tǒng)中，飯店的核心資源是飯店所獨有的，市場上不具備同類資源，飯店正是憑借這種資源營造出自己有別于其它飯店的競爭優(yōu)勢，由于這種資源不易被競爭對手所模仿，因此其競爭優(yōu)勢是持續(xù)的。

飯店優(yōu)勢資源也是構成飯店競爭優(yōu)勢的資源種類之一，但由于它可以被其它飯店所模仿，因此這種資源所營造的競爭優(yōu)勢有一個逐漸式微的過程，或者說，這種資源會逐步退化為飯店的基礎資源。

劣勢資源的存在是飯店中一個難以避免的配置問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對稱，飯店難以完全了解市場中的資源情況，因此資源交易行為蘊涵著和劣勢資源發(fā)生契約關系的可能性。同時，飯店內部的資源在使用過程中有一個自我老化過程，設施設備、員工的技能、管理人員的管理思想都會在使用過程中出現(xiàn)背離資源基本要求的情況，如果這些得不到及時的修復，相應的資源就會轉化為劣勢資源。

飯店資源還會與外部市場資源進行動態(tài)交流，內部轉化和外部轉化往往交織在一起，互為推動。

3飯店資源的分類配置策略

在飯店的資源構成體系中，物品設施等弱配置性資源自然屬性高，它在空間上具備較強的可流動性，可替代性也高；技術資源、客戶資源等中度配置性資源依賴于人的識別和管理，它的擴散通常受整體環(huán)境的限制，因此其可流動性和替代性要低于弱配置性資源；而飯店文化等強配置性資源具備更強的內隱性和社會性，它更多的表現(xiàn)為隱性的規(guī)范和價值理念，它是飯店行為長期積淀和延續(xù)的結果，它的可流動性和替代性最弱。但這也使這種資源難以被模仿，由此它也具備更強的增值性。因此，弱配置性資源、中度配置性資源和強配置性資源分別對應于強替代性、一般替代性和弱替代性。對資源流動性和替代性的判斷有助于更好把握資源配置的時間決策點，采用反應速度不同的配置模式。

如表1所示，基礎性的弱配置性資源流動性強，飯店需要對資源的變化做出迅速的反應和調整，其配置手法是迅捷反映型的配置模式。

中度配置性資源流動性較強，但其發(fā)展脈絡較為緩和，具有相當程度的可預見性，因此一般采用常規(guī)、例行的配置流程。比如，人力資源需要飯店進行持續(xù)的更新、培訓和結構調整，它的配置行為有其常規(guī)性和延續(xù)性。強配置性資源可替代性低，它的改變需要較長的時間，其配置行為通常是中遠期的戰(zhàn)略性規(guī)劃調整。比如，良好的飯店文化、成熟的組織慣例等強配置性資源的形成是飯店員工在長期的工作中逐步形成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飯店有長期的戰(zhàn)略發(fā)展規(guī)劃。

飯店的資源隨著其配置性由弱到強的變化，它的增值性也逐步增強，增值性越強的資源與飯店核心優(yōu)勢的關聯(lián)度越大，飯店由此所能維持的競爭優(yōu)勢也越長久。

參考文獻：

篇（7）

(a)選題

選題應該能夠解釋關系較多人利益的現(xiàn)實活動，如用激勵理論研究中國農業(yè)問題。

解釋范圍太狹隘的選題寫作意義也不大，但可以作為小品文(b)內容

利用簡單而深刻的經濟學模型表達自己的觀點，并利用分析證明自己的觀點。

內容的好壞主要取決于(1)用同行通用的規(guī)范經濟學方法分析問題;(2)語言清晰準確表達要表達的意思;(3)模型對現(xiàn)實的解釋能力。

(c)寫作形式

形式規(guī)范，內容才能規(guī)范。如必須有理論綜述部分，就要求確實要了解該領域目前的研究進度。必須有模型的假設，就必須設計出有意義的假設。必須有規(guī)范的實證檢驗，就不能隨便

二、經濟學論文寫作的思維方式

一切從個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構造主要主體的利潤函數(shù)和約束條件，求最大化解。 三、典型的三段式經濟學論文

(a)基礎理論，包括理論綜述、現(xiàn)實意義

手段：具體鉆研某一特定領域。

(b)模型，包括假設、界定函數(shù)式、求解均衡解、模型的推廣如何提高模型：經典模型，了解其思想精髓。

手段：《高級微觀經濟學》、《高級宏觀經濟學》、《博弈論》

篇（8）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shù)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jù)。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shù)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fā)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更貼近現(xiàn)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fā)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tǒng)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tǒng)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得出貨幣數(shù)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shù)量說。統(tǒng)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fā)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fā)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yè)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fā)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shù)學的現(xiàn)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fā)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yè)經濟學雜志中數(shù)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xiàn)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xiàn)象的因果聯(lián)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xiàn)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xiàn)為現(xiàn)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過程也發(fā)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yè)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fā)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xiàn)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yè)術語，以至于出現(xiàn)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fā)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tài)模型，表現(xiàn)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tǒng)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xiàn)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xiàn)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tài)性?？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xiàn)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tǒng)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tǒng)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fā)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shù)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shù)”，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zhàn)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tǒng)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yè)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xù)。據(jù)統(tǒng)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lián)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lián)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fā)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guī)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fā)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xiàn)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jié)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lián)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2］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篇（9）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chuàng)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xiàn)經濟學的發(fā)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shù)學化成為經濟學發(fā)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shù)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yè)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shù)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jù)。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shù)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fā)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更貼近現(xiàn)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fā)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tǒng)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tǒng)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得出貨幣數(shù)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shù)量說。統(tǒng)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fā)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fā)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yè)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fā)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shù)學的現(xiàn)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fā)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yè)經濟學雜志中數(shù)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xiàn)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xiàn)象的因果聯(lián)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xiàn)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xiàn)為現(xiàn)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過程也發(fā)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yè)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fā)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xiàn)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yè)術語，以至于出現(xiàn)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fā)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tài)模型，表現(xiàn)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tǒng)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xiàn)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xiàn)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tài)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xiàn)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tǒng)

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tǒng)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fā)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shù)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shù)”，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zhàn)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tǒng)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yè)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xù)。據(jù)統(tǒng)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lián)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lián)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fā)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guī)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fā)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xiàn)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jié)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lián)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篇（10）

摘要：目前，在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中，教育水平的發(fā)展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金融大數(shù)據(jù)爆炸性發(fā)展要求金融學專業(yè)學生具備一定的金融數(shù)據(jù)分析與處理能力，計量經濟學作為培養(yǎng)學生數(shù)據(jù)處理與分析能力的核心課程，新的歷史時期應當承擔起培養(yǎng)學生金融大數(shù)據(jù)視野的責任。

關鍵詞：金融數(shù)學專業(yè)；計量經濟學；金融理論；實踐結合

引言

計量經濟學作為一門非常強調應用性的學科，是應用型本科院校的一門重要的課程，是應用型本科學生知識能力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近年來的教育教學改革的探索注重實踐環(huán)境的強化，人們已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實踐教學是培養(yǎng)學生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也是提高學生社會職業(yè)素養(yǎng)和就業(yè)競爭力的重要途徑。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核心課程之一，在當前教育新常態(tài)下，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因此應用型本科教育背景下的計量經濟學也應該被重新賦予新的屬性。

一、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的問題

（1）傳統(tǒng)計量經濟學教學強調回歸分析背后模型的假設及相關內容，但現(xiàn)代經驗研究強調因果關系。因此，當前計量經濟學教學過分強調對隨機擾動項分布、異方差及自相關的長篇討論，顯得不合時宜，而對國內外廣泛流行的新穎工具較少提及，其結果是學生對計量經濟學應用仍是一知半解。（2）由于現(xiàn)有課時安排等原因，教師教學過程中著重講授計量經濟學原理和方法，而輕視實際應用和數(shù)據(jù)處理能力的培養(yǎng)。例如，教學中主要講授參數(shù)估計和各種檢驗的理論和方法，對如何從經濟問題出發(fā)建立模型，如何應用模型分析實際的經濟問題討論得較少。（3）由于課堂教學注重理論知識的講授，不能分配更多的實驗課時，導致學生難以真正理解和運用計量經濟學理論知識，特別難以將理論知識靈活應用于金融數(shù)據(jù)建模與處理。（4）現(xiàn)有的計量經濟學課程缺乏將計量經濟學方法與金融數(shù)據(jù)相融合的缺陷。在課堂教學內容安排中，著重講述計量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沒有將計量方法與金融大數(shù)據(jù)的獲取與加工處理結合起來進行講解。導致多數(shù)學生具備一定的計量經濟學基礎，但面對查找和處理金融數(shù)據(jù)時卻束手無策。（5）已有計量經濟學教學內容安排上，一般將經典的計量經濟學和現(xiàn)代時間序列方法安排在一個學期內完成。由于教學內容過多而教學課時有限，其結果是導致無法詳細講解金融時間序列部分，金融學專業(yè)學生對金融大數(shù)據(jù)處理及建模能力不強。

二、金融數(shù)學專業(yè)計量經濟學與金融理論及實踐的結合的優(yōu)化措施

（一）突出案例教學

豐富多彩又符合專業(yè)特色的案例教學可以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案例教學一方面能夠使理論知識更加通俗易懂，另一方面案例教學重視師生互動，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為課程論文和畢業(yè)論文的寫作打下良好的基礎。計量經濟學教學案例的選取一定要突出目的性、代表性和趣味性等特點，應結合學生所學專業(yè)的差異，多搜集一些與該專業(yè)密切相關的經濟熱點問題和前沿問題，激發(fā)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二）金融數(shù)學專業(yè)計量經濟學與金融理論及實踐的結合

就金融數(shù)學專業(yè)學生而言，在為這些學生開展計量經濟學課程教學時，需要注重將金融理論和具體的金融實踐知識緊密結合起來，以此來引導他們正確使用計量經濟模型方法來研究金融相關實踐問題。金融市場相關實踐知識更傾向于股票投資和資金資本等的利用，不能僅僅依靠消費-收入這一知識以偏概全，這就要求計量經濟學老師在為金融數(shù)學專業(yè)學生開展課程教學時，需要拓展到相關金融領域，通過講解相關金融理論和具體的市場實踐數(shù)據(jù)來開展課程教學。

（三）“案例+微課”的教學模式改革

為了提高金融專業(yè)本科生金融大數(shù)據(jù)處理能力，改善教學效果，擬重點對《計量經濟學（Ⅱ）》的教學方法進行創(chuàng)新。為了改變以課堂為中心的單一教學方法“重在教，逼學生學”的缺陷，我們將使用“案例+微課”的教學模式?！鞍咐虒W”是計量經濟學一種非常有效的輔助教學模式（楊汭華，2005；黃佐钘，2008；張玲，2014）。與傳統(tǒng)的案例教學不同：（1）項目強調針對金融大數(shù)據(jù)開發(fā)相關案例，并以“微課”的形式將教學內容呈現(xiàn)給學生?！鞍咐?微課”的教學模式的好處在于能激發(fā)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理論學習的興趣，更加生動和直觀地將金融大數(shù)據(jù)處理呈現(xiàn)給學生，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此外，“案例+微課”模式能對課堂教學形成有效補充，課堂上沒有解決的問題，學生可以在課外通過“案例+微課”進一步鞏固與提高課堂知識。（2）傳統(tǒng)計量經濟學經驗案例強調計量經濟學理論知識的應用，重點介紹數(shù)學與統(tǒng)計技術，而忽視其內在的經濟問題與變量間的內生關系。項目強調以真實的金融大數(shù)據(jù)為載體，在案例分析中，更加注重因果關系的討論，從而案例分析更加接近現(xiàn)實。因此，相比于傳統(tǒng)的案例分析，項目經驗分析更接近現(xiàn)代研究范式，故而具有更好的實用價值。

（四）完善考核體系

作為一門應用型的學科，考核方式也應該多樣化。可以嘗試采用課程論文的考核方式，課程論文一方面可以深化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學習，另一方面也能加強學生的應用能力，提高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對知識的靈活運用能力。課程論文可以與學生的畢業(yè)設計結合，突出學生所在學科屬性，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同時不能將試卷考核的方式拋棄，例如可以將紙質試卷改為上機考試，增加操作題的比重。完善的考核方式會提高學生對計量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強化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效果。

結語

總之，計量經濟學教學改革是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的一個縮影，只有明確清晰教學定位，有效提升高等教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重點解決好高校人才培養(yǎng)能力、支撐引領國家創(chuàng)新發(fā)展能力的問題，才能提供更多有選擇的本科教育，建成更有競爭力的本科教育，開創(chuàng)更有特色的本科教育，發(fā)展更加公平的本科教育。

計量經濟學畢業(yè)論文范文模板(二)：基于計量經濟學的電力企業(yè)經濟效益與管理決策實證研究論文

摘要：在我國快速發(fā)展的過程中，我國的電力建設在不斷的完善，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離不開電力的發(fā)展，同時國民經濟的發(fā)展也將推動電力工業(yè)的進步。處于新時代的電力企業(yè)需要具備超前的思維與意識，在外對國民經濟的發(fā)展具備清晰的預判，在內要做好企業(yè)內部的管理建設，針對未來長遠發(fā)展制定科學的規(guī)劃。要做好這幾點，就離不開對電力企業(yè)經濟效益、經營管理的分析以及數(shù)學建模工具的運用。本文選取2001-201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全社會用電量數(shù)據(jù)以及典型電力企業(yè)華電國際年度報告數(shù)據(jù)，分析了華電國際的經濟效益與外部經濟環(huán)境以及企業(yè)經營管理之間的關系。首先從時間序列非平穩(wěn)角度出發(fā)，利用協(xié)整理論并通過單位根檢驗以及協(xié)整關系檢驗對華電國際的經濟效益建立了長期均衡模型。再對模型進行短期誤差修正，在證明了模型有效性的基礎上，利用所建模型對提升華電國際的經濟效益進行實證分析預測。最后對以華電國際為代表的中國電力企業(yè)的發(fā)展提出相關建議。結果表明，對華電國際而言其供電成本、管理與財務及人力資源成本的完善對其經濟效益的影響將是一個長期過程，而其短期內經濟效益主要受國民經濟的發(fā)展水平以及全社會用電量需求的影響。該模型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可以為其他電力企業(yè)的經濟效益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與預測，對企業(yè)未來的管理決策規(guī)劃提供參考。

關鍵詞：電力企業(yè)；經濟效益；管理決策

經濟研究的方法在于總結典型的經驗特征與收集數(shù)據(jù)，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經濟研究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理論或經濟模型的可驗證性，即能否通過數(shù)據(jù)實證檢驗相關的經濟理論與經濟模型來解釋事實，并預測未來的經濟變動趨勢以及提供科學的政策建議。計量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則猶如硬幣的雙面，從不同的角度為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提供重要的方法論基礎。計量經濟學以實際經濟數(shù)據(jù)的建模與分析為主要研究對象。當實際數(shù)據(jù)不可得，或實際數(shù)據(jù)過于復雜而導致因果關系不易梳理時，實驗經濟學則有可能從另一個角度出發(fā)，通過可控的實驗數(shù)據(jù)代替實際數(shù)據(jù)，成為實證經濟分析的又一個有力工具。

一、協(xié)整理論概述

協(xié)整的概念是由恩格爾一格蘭杰（Engle-Granger）在1987年“協(xié)整與誤差修正，描述、估計與檢驗”中正式提出的，協(xié)整的基本思想認為，盡管兩個或兩個以上變量中的每一個都是非平穩(wěn)的，但他們的線性組合可能會相互抵消趨勢項的影響，使該組合是平穩(wěn)的。這一理論的提出為經濟時間序列分析樹立了新的里程碑，對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之所以協(xié)整理論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是與一協(xié)整理論所具有的深厚的經濟學背景密不可分的。

二、基于計量經濟學的電力企業(yè)經濟效益與管理決策實證

（一）非均衡博弈論框架的建立和實驗驗證

策略性思考是博弈理論及其應用的基礎。納什均衡以及相關均衡的概念過去一直是描述策略性思考的核心內容，其定義為每個博弈參與者的策略都是在給定其他方策略下的最優(yōu)反應。顯然這種均衡的定義內在要求每個博弈參與者在決策信念上達到均衡，即每個參與者對其他方的策略持有正確的信念。在過去的研究中，經濟學者通常假定均衡框架存在從而做出對參與者行為的預測。盡管在一些博弈場景下，基于均衡概念的行為預測是準確的，但在多數(shù)情況下實驗經濟學研究結果表明博弈參與者的行為會系統(tǒng)性地偏離基于均衡概念的行為預測。由于來自實驗經濟學數(shù)據(jù)對原有理論框架的挑戰(zhàn)，經濟學研究人員逐漸提出了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論框架并且運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收集數(shù)據(jù)來檢驗這些新理論。這些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論框架的核心在于繼續(xù)假定博弈參與者在決策時仍然有策略性思考的因素在里面，但放棄了均衡的概念以及嵌入在均衡概念里面的很強的理性假設。

（二）ECM誤差修正

通過Granger定理易知，具有協(xié)整關系的一系列變量會對應一個包含誤差修正的表達形式?？梢赃M一步通過誤差修正來研究華電國際經濟效益的短期行為。具體而言可根據(jù)由Hendry提出的一般到特殊的建模理論，逐步剔除從三階滯后變量及誤差修正項開始的不顯著量，從而得到最終的誤差修正模型：（見下面公式）式中：ECMt-1代表協(xié)整回歸厚的一階滯后誤差，括號內的數(shù)字代表不拒絕相應零假設的概率。從該方程式以及統(tǒng)計結果的數(shù)據(jù)可以發(fā)現(xiàn)，文中所進行的統(tǒng)計檢驗在置信水平上表現(xiàn)顯著。這一結果也證明了文中構建的誤差修正的具有良好的適用性。圖中給出了LY的實際數(shù)據(jù)與擬合結果以及殘差結果，從圖中可以看出，協(xié)整以及誤差修正之后的模型具有較為理想的結果。

（三）計量經濟學應用研究中的多重共線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