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社會學學年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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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影響下文學創(chuàng)作漏洞

文學創(chuàng)作有自己的標準。在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影響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內容和形式上更加豐富,但是部分文學創(chuàng)作卻是不盡人意的,具體原因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一)作家精神價值追求的冷漠和責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創(chuàng)作動力不夠,沒有積極進取的意識。體制帶來的影響雖說是外在因素,但是在這種體制下,作家的思想認識和價值取向卻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創(chuàng)作的作品多數存在著類型化的趨向。與此•58•同時,作家不再關注社會民生和生活狀態(tài)。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精神資源的匱乏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貧瘠。

(二)大眾文化時代對作家創(chuàng)作的價值取向的影響

隨著大眾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術理性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沖突。當代作家面臨文學創(chuàng)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擇。作家自身創(chuàng)作素材的匱乏、創(chuàng)作過程的遲緩和市場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過程中,逐漸失去創(chuàng)作的初衷,部分作家為了迎合市場而放棄了自身文學創(chuàng)作的信念。

(三)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對作家文學創(chuàng)作能力的弱化

文學是有魅力的藝術。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把文學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給讀者,而計算機語言的智能構詞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對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過分依賴程序化的語言,從而放棄了對文字語言使用的主動性。

三、多元化社會價值觀下網絡文學與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一)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下的網絡文學現狀

網絡傳播的興起,使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網絡傳播的條件下,文學創(chuàng)作者與讀者接觸更親密,溝通更頻繁,而這正是網絡傳播對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重要影響之一。網絡文學作為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網絡文學的存在與傳統(tǒng)的出版形式已經形成了彼此認可、合作互補的雙贏局面。網絡媒體的發(fā)展讓網絡文學有了新的市場。通過網絡資源,人們在短時間內建立了大量的文學網站,網絡期刊和各類文學論壇占據了讀者們的視野。

(二)多元化下的網絡文學是對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充實和補充

在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網絡文學應運而生。經濟政策、管理方式的變化,還有不斷進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資訊設備。這些現象緊密地聯系起來,最終導致人們的價值觀念走向多元化。人們開始有了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這些因素使得網絡文學的考察視角變得豐富。網絡文學的創(chuàng)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學機制都呈現出新的價值趨向。不同的傳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學特征,不同的文學特征則需要不同的傳播方式。網絡文學對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還具體表現在作者文學創(chuàng)作欲望表達的擴張、題材與文體的拓展、文學形態(tài)的變化、文本創(chuàng)作與傳播方式的變換等幾個方面。

四、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下文學創(chuàng)作中寫作理念和手法的發(fā)展方向

(一)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

傾聽國家和人民的聲音隨著商品經濟和傳媒技術的迅猛發(fā)展,大眾文學迅速崛起。中國當代文學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社會價值觀念以及文化格局發(fā)生結構性的轉變,社會結構呈現多樣性。在多元化發(fā)展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中,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扮演著一種角色。作家是一種職業(yè),是一種社會行業(yè)。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會責任感,要對社會負有責任。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雖是個體勞動,卻不會是個體事業(yè)。因為,作家代表的是一個行業(yè)。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僅要滿足于個人的需求,更為重要的是,應表達對社會生活的一種關注和關心,反映社會價值觀念,引導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要與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需求相聯系,融入到國家和社會生活中,要具有現實擔當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導教育的意義。這樣才能贏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尊重。隨著我國綜合競爭國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業(yè)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不僅人們生活幸福了,而且社會價值觀念也多樣化了。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都充滿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素材。這正是作家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黃金時期。在這種條件下,作家應該站到人民的立場,關心人民的生活,傾聽人民的心聲。這樣,作家才能創(chuàng)作出反映時代,具有影響力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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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社會營銷理念和心理健康服務的共通性社會營銷與傳統(tǒng)的市場營銷的本質區(qū)別在于，社會營銷的價值導向是目標受眾的利益，而非營銷者的利益。所有社會營銷策略都是為了讓受眾最大限度地接受某種有益的觀念或行為。它和心理健康工作的方法和原則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些天然的聯系為社會營銷理念應用于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契機。首先，前者的立足點是目標受眾的利益，而后者以學生的利益作為核心價值和工作導向，目的在于幫助學生解決心理困擾，獲得個人成長，達到心理健康。其次，兩者都尊重學生的獨特性。心理健康服務針對學生的不同需求為他們提供服務，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滿足每個個體獨特的需要。同樣，社會營銷要求服務提供者根據不同受眾對象的需要、價值觀、能力、興趣、文化背景等，制定相應的營銷策略，這樣才能激發(fā)受眾接受和保持期望行為的興趣，最終改變學生對心理健康服務的態(tài)度和行為。最后，兩者都遵循自愿原則。一般而言，學生是否接受心理健康服務、接受何種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務完全出于自愿。對于有必要接受咨詢但本身不愿求助的學生，不適于采用強制手段(除按照《精神衛(wèi)生法》需實施非自愿住院醫(yī)療的精神疾病患者外)。社會營銷利用行為改變的原理和技術，通過轉變觀念，提升動機，最終改變行為，相比于法律、政策等強制手段，是一種更為溫和、更為人性化的行為改變方式。社會營銷理念與心理健康服務之間的上述共通性，為將其引入到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奠定了基礎。

2社會營銷的工作原則

社會營銷是傳統(tǒng)的市場營銷理論和方法在一個新領域里的運用。在商業(yè)領域里所采用的市場營銷的原理和技巧，大多都可以運用于社會營銷。概括地說，社會營銷的工作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行為目標(behavioralgoals):社會營銷關注的基本問題是行為改變。為了使營銷計劃切實有效，營銷者要始終關注自己的策略能否影響目標受眾，以及怎樣影響。對受眾知識和態(tài)度的改變是通往切實的行為改變的手段之一，因此社會營銷可以和教育、宣傳工作相結合，以便發(fā)揮長期作用，使某種觀念、態(tài)度深入人心，但社會營銷更關注如何將觀念、態(tài)度轉化成行為。為了達到行為改變的目標，營銷者可以將最終目標劃分成一些易于實現的行為步驟，并根據不同的行為目標發(fā)展出相應的營銷策略。受眾細分(audiencesegmentation):社會營銷不提倡“為所有人做所有事”。根據受眾細分原則實施目標行動，來達到營銷目的，讓社會營銷者能利用有限的資源獲得最大限度的成功。受眾細分的過程是將龐大的異質性群體劃分成同質性相對較強的亞群體，劃分依據就是那些會影響他們對營銷策略的反應的特質，如年齡、性別等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而更常用的劃分標準是受眾目前的行為、未來的計劃、改變的意愿、產品忠誠度，以及心理統(tǒng)計學特征，如生活方式、價值觀、人格特征等。這種將服務對象細分的方式，有利于根據不同亞群體的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營銷策略，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將資源有效地分配給最需要的群體。競爭分析(competitoranalysis):任何妨礙受眾群體產生目標行為的因素都可以看做競爭，具體通常指能滿足受眾群體需求的其他行為選擇或產品。社會營銷者必須了解自己的產品面臨哪些競爭，使自己的產品具有吸引力，比其他產品更能滿足受眾的需要。心理健康服務面臨的競爭通常是其他解決心理障礙的途徑，比如就心理咨詢而言，其面臨的競爭有求助于親友、自我心理調節(jié)等，每種途徑都能滿足大學生特定的心理需求，對解決問題也有一定幫助，營銷的關鍵是揭示其他方法不具備的心理咨詢的特有優(yōu)勢。雖然在直接提供行為指導方面，心理咨詢不如求助親友，在降低污名和求助風險上，心理咨詢不如自我調節(jié)，但心理咨詢的優(yōu)勢在于讓求助者獲得人格的成長，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獲得情緒的自我調節(jié)能力，這些作用是其他方法難以企及的。營銷組合(themarketingmix)的運用:營銷組合是指營銷策略實施的核心要素，這些要素主要包括產品(product)價格(price)地點(place)和推廣(promotion)，因而又被稱為4P營銷理論。從心理健康服務代價與獲益的角度理解4P理論，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提升學生參與心理健康活動的獲益(產品策略)，降低代價(價格策略)，確保服務可以方便的獲得(地點策略)，并以有說服力的方式向學生呈現以上信息(推廣策略)。

3社會營銷理念下心理健康工作的具體措施

3.1現狀和需求調查為了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健康服務，首先要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現狀和心理服務需求進行調查。社會營銷者認為，“不要急于向受眾強調意識、接受程度和知識，而是應該先搞清楚人們需要什么服務，想從服務中獲得什么益處，以及我們面對什么樣的障礙［16］。”細致全面的調查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宣傳和干預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通過心理健康服務需求調查，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回答三個基本問題:學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障礙的狀況如何?學生對心理健康服務需求的狀況如何?是什么因素阻礙或促進了學生利用心理健康服務?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幫助我們了解心理服務的潛在需求和資源配置的側重點，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便于針對學生的需要制定相應的干預形式和措施，對第三個問題則能為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健康宣傳提供依據?，F階段國內心理健康工作者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服務需求的了解主要是憑主觀經驗，實證數據大部分來自已經接受咨詢的學生，樣本缺乏代表性，難以了解學生總體情況。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應盡量使調查對象能夠代表某范圍內的學生總體。如果大范圍的調查難以實施，則可以通過嚴格控制抽樣方法的小范圍調查結果推測總體。對心理服務的需求所包括的內容有:對心理健康服務的接納和認可程度;希望從心理健康服務中獲得的益處，需要的心理服務方式，如個別咨詢，心理健康課程，朋輩心理輔導，團體咨詢等。以上調查內容需要結合學生的人口學特征、心理障礙的特點等展開。綜合以上各因素，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將工作范圍內的學生總體拆分成同質性較高的亞群體，然后針對每個群體的特點進行宣傳和干預。

3.2有針對性的宣傳有時候，心理服務的潛在使用者并不清楚他們需要什么服務，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幫助，還可能拒絕幫助，這使得心理健康服務的宣傳工作至關重要。社會營銷理念下的宣傳不僅包括告知學生心理健康服務的存在以及獲得途徑，更應該告訴學生如何明智地利用有限的服務資源選擇適合自己的心理服務?；诂F狀和需求調查結果，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根據亞群體的特點制定宣傳策略。例如，就心理咨詢服務的宣傳而言，有些學生并不了解咨詢如何工作，也不知道如何識別心理障礙，這時要重點宣傳有關心理健康的知識，如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狀況的判別，心理咨詢的工作范圍、工作方式、有何作用等。有些學生對咨詢有基本了解，但因為對咨詢工作的水平缺乏信任而選擇不求助，這時強調咨詢的專業(yè)性和咨詢效果是宣傳的重點。有些學生本身已經有較高求助意愿，研究表明，對這樣的學生可以通過建構積極的求助網絡，強調平等人文的咨詢關系，嘗試提高他們作為咨詢當事人的自我效能，降低他們對咨詢風險的預期，來促進專業(yè)求助行為。

3.3層次化的心理健康干預心理健康狀況和服務需求的調查將學生細分為不同的亞群體后，層次化干預即針對這些亞群體的特點，給予不同強度、不同形式的干預。國外一些高校以心理障礙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為劃分標準實施分級干預，其工作模式值得借鑒。例如，美國一些高校建立了心理咨詢分級制度，將學生的心理障礙劃分為不同級別，并給予相應的干預措施。日本大學的心理輔導由三級不同的心理援助構成，一級心理援助的服務對象是全體學生，援助的特征是預防性的，其目的是促進發(fā)展和適應環(huán)境;二級心理援助的服務對象是在學習、心理、社會和升學就業(yè)等方面出現問題的學生，援助的特征是預防和早期發(fā)現;三級援助服務的對象是有特別援助需求的學生，如那些有明顯心理問題的學生。由于每個學校的情況不同，并非每個學校都要開展相同的活動。鑒于國內高校普遍人手不足、資源有限，可以用面向大多數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學生的總體心理素質和健康水平，預防心理障礙的發(fā)生;開展有針對性的講座和知識普及解決學生的發(fā)展性問題;用團體輔導、朋輩輔導解決一般心理問題;對問題比較嚴重的學生提供個體心理咨詢和治療。要適時開展我國大學生心理咨詢的循證研究，提高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的規(guī)范性，克服當前普遍存在的干預實務工作的隨意性。循證心理咨詢會使接受心理健康服務的學生獲得有關咨詢目標、咨詢過程、咨詢時長等方面更多、更確切的信息，這將促使他們變得更加主動，從而有效增強來訪者的自我改變動機，同時降低阻抗發(fā)生的概率。循證心理咨詢也能幫助初級心理咨詢師更清晰咨詢目標與干預策略間的關系，即使具有豐富從業(yè)經驗的咨詢師，也能通過循證心理咨詢提供跨流派的、更為靈活的專業(yè)技術支持。

篇（3）

貧窮是他人定義的如何定義

篇（4）

在這屆年會上，肖慶平先生和馮引如博士向大會提交了合作撰寫的論文《中國犯罪學研究三十年的變化和發(fā)展》，通過考察中國大陸主要犯罪學刊物以及法學、社會學刊物近三十年刊載的犯罪學論文的論題、

關鍵詞 、研究方法以及作者群體分布，作者認為，中國大陸犯罪學研究正在經歷一個明顯的轉型時期，傳統(tǒng)的“政法犯罪學”正在衰落，犯罪學研究日益分化為三支：一為社會學學科之下的犯罪社會學研究（主要依據社會學調查與統(tǒng)計作為研究的材料基礎），一為刑法學學科之下的實證刑法研究的分支（主要依據司法文獻尤其是判決書作為研究的材料基礎），此外則是從“政法犯罪學”衍生而來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視域下的犯罪防控研究。中國大陸犯罪學研究的這三個分支存在著巨大的學術話語的鴻溝，將之稱為“雞同鴨講”或許并不為過；同時，這一分化的趨勢仍將持續(xù)下去，并對犯罪學的學科建制帶來直接的沖擊，中國大陸的犯罪學研究的重新整合將困難重重。在大會分會場，馮引如博士就此論文主題做了英文演講，演講介紹了中國犯罪學研究的現狀、發(fā)展趨勢及存在的問題等情況，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并作交流，得到了大家的關注和好評。

在年會上，馮引如博士受邀主持了以“亞洲犯罪學的未來II”為主題的分會場討論。

篇（5）

主持項目。曾獲得過國家社科基金、中國科協重大調研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兩項)、教育部專項基金項目、教育部留學歸國人員基金項目、普林斯頓大學國際合作項目、湖北省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武漢市社科基金項目等研究項目二十余項。

學術交流。2006年11月于美國費城參加美國實驗社會心理學年會；2008年獲“中國心理學會荊其誠基金”獎勵和資助，赴德國柏林參加第29屆國際心理學大會，擔任人力資源實踐分會場主席并宣讀論文；2008年7月赴法國巴黎參加中法青年心理學家國際交流活動。

社會服務。先后為湖北省婦聯、武漢團市委、深圳城管局、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水利建筑設計院、凱迪集團、紅桃K集團、武漢科技學院、三峽商報社等數十家企事業(yè)單位從事過員工測評、培訓、講座及管理咨詢。

篇（6）

    在世界各國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和密切的時代背景下，探索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同行之間的聯系，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與國際體育社會學之間的互動，既可以為今后我國體育社會學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對外交流提供理論參考和決策依據。

1中外體育社會學界的聯系與交往

    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對任何一門學科的發(fā)展和進步都是至關重要的。對于我國體育社會學來說更是如此，這是因為:第一，我國體育社會學起步較晚，國際上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國;第二，國外同行的研究和經驗可以直接給予我們啟迪和借鑒。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進

    我國體育社會學創(chuàng)建之初，引進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項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學林啟武開始翻譯體育社會學方面的資料，成為第一個向國內介紹體育社會學知識的學者。之后，蔡俊伍、劉德佩、牛興華、王蘋、李樹怡等人也發(fā)表了介紹了體育社會學的文章。上世紀90年代初，劉德佩引進了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系g ·bernhard教授的問卷調查法，并向國內介紹了日本學者金崎良三設計的研究課題樣本，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21世紀初，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杰·科克利(jay ·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一議題與爭議》( sport in society :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對美國體育社會學有了較為完整和清晰的認識。

    從引進成果的來源看，有日本、美國、前蘇聯、加拿大、波蘭、奧地利、保加利亞等國家，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蘇聯為主。這是因為:第一，這些國家一直處于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蘇聯等國，熟悉這些國家的研究進展，具有引進這些國家成果的便利條件。

1.1.2成呆輸出

    自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學者開始將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外同行。1988年《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ass)發(fā)表了我國王真、陳安愧和錢躍庭的論文《中國紡織女工的體育態(tài)度和參與狀況》，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開始進人國際學術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會與閑暇》(l& s)又刊登了劉德佩的研究《體育與中國城市居民的閑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興華等人在《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irss)上向國際同行介紹了我國體育社會學十年間的學科進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會議和刊物上發(fā)表體育社會學論文60余篇。這些成果引起了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極大興趣。

1.2學者互訪

    體育社會學在我國起步較晚，在創(chuàng)建初期，為了更好地向國際同行學習，我國曾多次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講授體育社會學。日本的影山健、近藤義忠，英國的j ·a ·mangan，韓國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學者都曾來我國傳授過體育社會學知識。

      自1984年起，我國向日本、美國和前蘇聯等國派出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yè)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僅“1985-1990年期間，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yè)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國又陸續(xù)派出顧淵彥、蘇連勇、金育強、張文健、董進霞、寶勇武等人到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他們回國后，大大增強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力量。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國際影響逐漸擴大，進人上世紀90年代后，國際體育社會學術會議中開始出現我國學者的身影，一些國家前來邀請我國學者講學。目前我國已有蘇連勇、熊斗寅、劉德佩和盧元鎮(zhèn)4位體育社會學者應邀到國外講學和在國際會議上作報告。

1.3組織聯系

    1964年6月，在日內瓦正式成立了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1994年，更名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 issa) )。目前，issa擁有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260多個，分布在世界48個國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間，對規(guī)劃和推動體育社會學的進步和發(fā)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國學者劉德佩在前蘇聯學者h.. и.巴諾馬廖夫的推薦下，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也成為我國最早加人issa的學者。隨后，我國呂樹庭、李小英、金育強等人也陸續(xù)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截止到2008年，我國已有10余位學者加人了issa組織。鑒于我國學者的學術成就和對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杰出貢獻，1994年icss破例增補我國劉德佩為icss執(zhí)委會委員，2005年又批準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為該組織的團體會員，成為我國在issa中的第一個團體會員。

1.4會議聯系

    學術會議是學者們近距離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學也積極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1984和1986年，我國學者出席了日本體育社會學學會的年會，結識了著名學者營原禮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國學者分別與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和格拉茲大學的同行舉行了座談會，為后來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礎。2001年起，issa舉辦的4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學，都有我國學者積極參加的身影。第1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會，我國就有8人參加(其中1人來自臺灣師范大學)。借助國際會議這個平臺，各國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進了友誼。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習俗、環(huán)境等方面的差異，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銳地發(fā)現自己不熟悉的國度和環(huán)境中的問題。國際體育社會學界認識到跨國合作研究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捷徑。早在1987年，我國學者便與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科學院達成了合作研究協議。據不完全統(tǒng)計，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分別同奧地利、日本、前蘇聯、美國、芬蘭等國家的同行完成跨國合作研究課題有12項之多。

2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中國體育社會學界的影響

2.1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中國體育社會學界的幫助與促進

2.1.1國外成果給予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chuàng)建與發(fā)展許多啟迪

    80年代初，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已有相當的發(fā)展，但對于國人來說卻是比較陌生的，除少數學者在國外接觸過體育社會學外，國內大部分學者對體育社會學不了解。因此，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對于創(chuàng)建自己的體育社會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國林啟武、劉德佩、呂樹庭、黃漢升、金育強等許多學者為國外資料的引進發(fā)揮了作用。國外研究成果和資料不僅在學科創(chuàng)建初期帶來很多啟示，在我國體育社會學30年的發(fā)展進程中也同樣給予了諸多的啟迪和借鑒。引進的前蘇聯、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體育社會學成果，對于我們了解國外的學科進展和經驗教訓，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方面都發(fā)揮了較大作用。

  　2.1.2國外學者為中國體育社會學培養(yǎng)了專業(yè)人才

      跨越國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進學術的發(fā)展，專業(yè)人才隊伍的培養(yǎng)也是如此。在我國體育社會學發(fā)展初期，黨和政府為提高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力量，從1984起陸續(xù)向日本、美國、前蘇聯、加拿大、英國、波蘭等國家派出學者進修體育社會學。到2008年底，我國已向國外派出10多位專門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yè)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體育社會學家，像h．и．巴諾馬廖夫、影山健、近藤義忠、金崎良山、john loy、klau、hiaus heinemann等學者都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人才培養(yǎng)和學者成長做出過貢獻。

2.2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為國內更好更快地了解學科動態(tài)提供了方便

    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 )是體育社會學領域權威學術組織。到目前為止，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 issa)已吸收我國10余位學者為個人會員，沈陽師范大學為團體會員。這些學者架起了國內外體育社會學界更為廣泛的聯系和溝通渠道，使國內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的最新發(fā)展動態(tài)和學科進展。

2.3承辦和主持國際會議，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入國際先進行列奠定基礎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壯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和其他學術組織多次交由我國體育社會學界承辦學術會議，體現出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信任和支持。會議以嚴密的組織、周到的服務和良好的環(huán)境為國際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臺，體現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整體實力，大大引起了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關注和興趣。除承辦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在多個體育社會學的國際會議中擔任領導職務，組織、籌備和主持會議。通過舉辦和主持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大大提升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擴大了在國際同行中的影響，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人國際先進行列奠定了堅實基礎。

3中國體育社會學界對國際學術界的貢獻與作用

3.1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理論成果

    在30年的對外聯系過程中，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向國際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的理論和觀點不僅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很具針對性，對世界上一些與我國具有相同社會體制和背景的國家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很具借鑒作用。其中關于體育社會流動和分層的論述、關于發(fā)展中國家體育經驗的論述、關于小城鎮(zhèn)體育的社會學研究、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觀點、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關于體育人口的觀點、關于體育價值觀念的表述、關于體育游戲對兒童社會化作用的探討、關于體育社會的理論、關于體育工作者的觀點等，已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共享資源。這些理論成果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學術觀點和理論體系，為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成果積淀和學術創(chuàng)新發(fā)揮了作用。

3.2力爭issa增設漢語為副工作語言，為世界使用漢語的學者提供了方便

    《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irss)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出版的學術季刊，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科領域最高權威性學術刊物。該刊物在用英文全文的同時，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種語言刊登論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沒有用漢語發(fā)表的論文摘要。經過我國學者劉德佩長達4年的不懈努力，終于使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在1994年末將漢語增設為該組織的副工作語言。從1995年第1期開始irss開始出現用漢語發(fā)表的論文摘要。漢語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的副工作語言，不僅有利于我國學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國際體育社會學的學術動態(tài)和最新進展，而且也為世界上華語地區(qū)使用漢語的體育社會學工作者帶來了便利。自issa增設漢語為副工作語言起，我國體育社會學學者一直義務承擔著《irss))中文摘要的翻譯和編輯任務。這項工作最初是由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承擔，i9%年后移至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計義務翻譯審校中譯文論文摘要25萬多字，編輯10多萬字，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國際體育社會學年刊》( issa bulletin )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機關通訊刊物。該刊物對各國學者了解issa的工作進展、學科新聞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來，我國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和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學者們還一直義務承擔著issa bulletin的專欄撰稿工作，為issa的通訊工作也發(fā)揮著自己的作用。

4中國體育社會學界在跨國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國合作研究是國際體育社會學界進行課題研究與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曾與日本、奧地利、前蘇聯、美國等國家共同完成多項體育社會學研究課題。

4.1多次承辦學術會議，積極參與組織管理，為各國學者的交流提供了平臺和便利

    作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時，也積極承擔國際義務。1997年，中國社會學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yè)委員會主辦了“國際大眾體育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qū)的100多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圍繞大眾體育的法制建設、大眾體育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對推動國際大眾體育的發(fā)展起到推動作用。同年11月，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社會科學分會在我國北京舉辦了“亞洲體育社會學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共有來自日本、韓國、美國、澳大利亞和國內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80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以“21世紀亞洲的社會發(fā)展與體育的關系”為主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就體育社會學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會上展示了一批體育社會學領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來亞洲體育社會學發(fā)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國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召開了“2006國際體育社會學研討會”，來自國內外10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了研討會。學者們圍繞發(fā)展中國家的奧林匹克運動、體育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體育與民族文化等問題，展開了深人的交流與探討。

    除承辦國際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多次在國際體育社會學學術會議中擔任技術領導工作，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與責任。

4.2促使issa下調會費，為發(fā)展中國家的學者爭取了權利

    聯合國中規(guī)定，聯合國成員國需根據各自的發(fā)展水平和經濟實力承擔不同的義務。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學者的經濟承受能力不一樣，在issa中須交納的會費也不應相同?？墒?，在1998年之前，無論是發(fā)展中國家學者，還是發(fā)達國家學者，加人issa組織的會員每年都須交納100美元會費(個人會員)。

    1998年，在issa執(zhí)委會擴大會議上，我國劉德佩提出會員的“義務與權利”提案。通過艱苦交涉，該提案終于被issa組織采納，并調整了會費標準。從此，個人會員會費的標準被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發(fā)展中國家學者為20美元)。1998年issa會章的修改，結束了發(fā)展中國家學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況，使先前一些因經濟條件不能人會的學者，從此不再因經濟原因而與issa無緣。我國學者的正義行為，減輕了發(fā)展中國家學者的經濟負擔，為他(她)們爭取了更多人會的機會。

5結語

篇（7）

為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12]4號）文件精神，按照中南民族大學的總體部署，全面推進社會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實現“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強能力、重應用”的高級應用型專門人才的培養(yǎng)總目標，我校社會學教研室組織專家完成了2013版社會學本科學分制人才培養(yǎng)方案的修訂工作，現將成果與經驗總結如下。

一、大類培養(yǎng)，夯實基礎

大類培養(yǎng)模式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充分考慮了社會發(fā)展對人才的需求。[1]考慮到我校擁有社會學、社會工作兩個本科專業(yè)，為了使學生夯實專業(yè)基礎，增強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后勁，提高畢業(yè)后的核心競爭力，我們采取了大類統(tǒng)一招生、低年級統(tǒng)一培養(yǎng)、高年級專業(yè)分流的做法，新生進校后按社會學大類培養(yǎng)，專業(yè)選擇在第二學年由學生結合自身的專業(yè)興趣、知識結構和能力特長自主確定。在專業(yè)分流的過程中，學生可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職業(yè)期望和能力特長填報專業(yè)方向，學校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滿足學生的個人志愿。

根據《中南民族大學關于制定2013版本科學分制人才培養(yǎng)方案的指導性意見》的文件精神，社會學專業(yè)課程設置分為通識課程平臺（必修、選修）、學科基礎課程平臺（必修、選修）、專業(yè)課程平臺（必修、選修）和實踐教學平臺（必修、選修）。大類培養(yǎng)的課程設置主要體現在學科基礎課程平臺，開設了9門學科基礎必修課和8門學科基礎選修課。課程設置的基本導向是要求社會學類人才的基礎理論厚實、知識口徑寬廣，具有較強的專業(yè)綜合素質和復合能力，能夠體現對學生全面素質和基本技能的培養(yǎng)。為了突出學科基礎課程的重要性，《社會學概論》由多名教師以講座形式共同授課，介紹本學科專業(yè)的發(fā)展歷史和學術前沿。

二、廣泛借鑒，融入主流

為了保證培養(yǎng)方案的科學性、先進性、適用性和權威性，修訂工作廣泛發(fā)動全體教師積極參與，認真借鑒國內外一流大學社會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成功經驗和最新成果，充分聽取畢業(yè)生和高年級學生代表的反饋意見。經過多方努力，我們廣泛借鑒和參考了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波士頓大學城市學院、牛津大學社會學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系、中南大學社會學系、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系等10多所高校的培養(yǎng)方案。在廣泛借鑒的基礎上，增補和新開設了“社會調查”類、“數據分析”類、“政策評估”類、“社會治理”類、“綜合能力”類、“學科前沿”類、“民族特色”類7大類20多門課程。

培養(yǎng)方案的修訂要求學生掌握社會學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了解社會學學科的發(fā)展動態(tài)；要求掌握社會調查和社會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熟練運用社會統(tǒng)計分析軟件，做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為此，根據2012年9月由教育部正式頒布實施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yè)目錄和專業(yè)介紹（2012年）》的新要求，在核心課程的設置上，將《社會學概論》、《社會學理論》、《社會研究方法》、《中國社會思想史》、《發(fā)展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社會分層理論》、《社會統(tǒng)計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工作概論》10門課程全部納入培養(yǎng)方案。

三、順應潮流，關注前沿

社會學起源于19世紀末期，是從社會事實出發(fā)，利用經驗考察與批判分析，研究人類社會結構及其運行的學科?！吧鐣W的研究對象范圍廣泛，小到幾個人面對面的日?；?，大到全球化的社會趨勢及潮流”[2]。就世界范圍而言，社會學是當代社會科學中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學科之一。就當前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形勢而言，經濟發(fā)展、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較為突出，教育難、養(yǎng)老難、住房難等問題比較嚴重。這些問題不僅要從經濟上解決，還必須通過社會政策的調整來解決，用社會學的視角、社會學的理論來解決。為此，必須積極順應社會潮流，提高本科人才培養(yǎng)質量。

在課程設置上，不僅要求學生具有運用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分析、研究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還必須熟悉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關于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方面的方針、政策和法規(guī)，了解我國國情。為此，依據培養(yǎng)方案開設了《社會項目評估與管理》、《社會政策》、《社會服務機構管理》、《社會事務管理》等順應社會發(fā)展潮流的選修課程。與此同時，還開設了《社會學前沿講座》、《社會博弈論》等學科前沿性課程。

四、立足院情，體現特色

社會學系所在的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是學校特色鮮明的科研教學型二級學院，現有民族學、歷史學、社會學和社會工作4個本科專業(yè)，有民族學（一級學科）、民族理論與政策、中國少數民族史、歷史文獻學、專門史、中國古代史、社會學、宗教學及社會工作（專業(yè)碩士）9個碩士學位授權點和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其中，民族學專業(yè)是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特色專業(yè)、國家民委重點學科、湖北省高校優(yōu)勢學科和重點學科。湖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重點研究基地“南方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也設在本學院。

為了堅持“面向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qū)，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qū)社會發(fā)展服務”的辦學方針，積極配合學?！敖ㄔO特色鮮明、人民更加滿意的高水平民族大學”的總體目標，必須構建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考慮到學院的辦學特色和優(yōu)勢，在培養(yǎng)方案的修訂中，先后開設了《民俗學》、《民族社會學》、《民族社會工作》、《民族事務管理》、《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等“民族特色”類專業(yè)選修課，供高年級學生選修。

五、強化技能，突出應用

社會學專業(yè)有三大優(yōu)勢：一是“理論”的優(yōu)勢，社會學最為獨到的地方就在于其理論建樹和思想啟迪，可以說是“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二是“技術”的優(yōu)勢，社會學會開設《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社會統(tǒng)計學》、《社會統(tǒng)計軟件應用》等課程，系統(tǒng)訓練大家的實務操作技能，提高動手能力；三是“人文關懷”的優(yōu)勢，社會學始終關心和關注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fā)展問題，尤其關心和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存與發(fā)展問題。學好了社會學，就可以成為一個有思想、有技術、有人文關懷精神的新型知識分子。

在2005版和2009版學分制人才培養(yǎng)方案中，“理論”和“人文”類課程的學時學分占了較大比重，存在“理論課時偏重，實踐課時偏少，技能訓練不足”的弊端。為了強化技能訓練，突出應用能力的培養(yǎng)，新版培養(yǎng)方案開設了“社會調查”類、“數據分析”類和“綜合能力”類的課程，包括《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社會統(tǒng)計學》、《社會統(tǒng)計軟件應用》、《數據分析》、《開源軟件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法》、《質性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技術與操作練習》、《學術論文寫作技巧》、《信息檢索與利用》等課程群。

六、循序漸進，遵循規(guī)律

根據教學環(huán)節(jié)科學性、系統(tǒng)性、綜合性和連續(xù)性的要求，課程設置采取平臺與模塊相結合的方式，將所有課程分為通識教育、學科基礎教育、專業(yè)教育、實踐教育共四個課程平臺。每個平臺包括若干模塊，模塊下又包括若干課程。課程按性質分必修和選修兩類。考慮到學科知識體系的縱向結構關系，按照“循序漸進”的課程設計模式，基本采用當前大學普遍采用的“二二分段”組織模式，即大學低年級教學通識教育課程，在高年級設置專業(yè)教育課程。

七、結語

綜上所述，2013版社會學本科學分制人才培養(yǎng)方案的修訂在教務處和學院領導的直接指導下，廣泛發(fā)動全體教師和高年級學生積極參與，認真借鑒國內外一流大學社會學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成功經驗，全面優(yōu)化整合課程資源，合理設計課程模塊，形成了較完善的人才培養(yǎng)方案。我們相信，新版培養(yǎng)方案符合民族院校的辦學定位和現代教育理念的要求，有助于夯實學生的理論基礎，提高學生的專業(yè)綜合素質和復合能力。

參考文獻：

篇（8）

與城市管理本科國際項目相配套，2014年經教育部批準，以南開大學與格拉斯哥大學聯合研究生院為平臺創(chuàng)辦了城市學方向的“1+1”碩士項目，即考生通過全國研究生統(tǒng)考和南開的復試，符合格拉斯哥大學錄取條件的通過其教師來南開組織的面試進入南開大學“區(qū)域經濟學”碩士和格拉斯哥大學的“城市與區(qū)域規(guī)劃碩士1+1”聯合培養(yǎng)項目，研究生課程學習全部在南開大學完成，英方派教師來校授課，實行2-4年彈性學制。

經過幾年的城市管理專業(yè)建設，我們在目標定位、人才培養(yǎng)、師資隊伍、教材及實驗室建設等方面有幾點體會。

一、目標定位

按照教育部2012年界定，城市管理專業(yè)旨在“培養(yǎng)能在城市建設和管理部門、城市管理政策及法規(guī)研究部門、城鎮(zhèn)基層社會管理部門、城市社會團隊綜合部門、市政市容管理企事業(yè)單位等從事科研、教學以及具體管理工作的復合型人才”。南開大學在探索國際化辦學過程中，獲知由于發(fā)達國家現代化、后現代化的進程總體上快于中國，已完成“現代化進程”的歐美國家的大學基本上不開設“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專業(yè)，而是開設與“后現代化”發(fā)展需求相適應的“城市學（urban studies）”專業(yè)。

例如，美國大學理事會（US College Board）對城市學的界定是運用社會學、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來研究城市生活、管理和服務，主要學習如何使城市文化具有獨特性，城市地區(qū)如何回應復雜問題和事件。簡言之，城市學是讓你懂得城市居民生活、行為方式及如何應對問題的專業(yè)。2014年，城市學科在英國官方排名并列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學官網是這樣描述城市學：它讓你從學界認可的相關領域的領導者那里學會和獲取至關重要的形塑地區(qū)、強化社區(qū)和改進政策制定的實踐知識。城市學涵蓋都市發(fā)生的社會的、經濟的和物理的所有方面的變化，包括城市的社區(qū)、治理、衛(wèi)生、住房、不平等、規(guī)劃、交通和房地產等領域（注：住房housing，在西方通常意味著通過政策或財稅補貼的政府主導色彩更強，而房地產real estate一般指商業(yè)化、市場化的力量居于主導地位）。

鑒于此，我國高校城市管理專業(yè)建設應當綜合考慮經濟社會轉型期特點，即“現代化”與“后現代化”兩個歷史進程高度疊加給我國大中城市治理帶來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挑戰(zhàn)。

二、人才培養(yǎng)

城市管理專業(yè)涉及多學科、多領域的理論和專業(yè)學識。目前，城市管理本科畢業(yè)生可授予“管理學”或“工學”學士，各校的培養(yǎng)方向也各有千秋。為此，國內各高校在城市管理專業(yè)建設中，應當依托自身學科優(yōu)勢來打造其專業(yè)特色和品牌，通過服務于城市轉型和城市發(fā)展提升專業(yè)的綜合影響力。至于所培養(yǎng)的人才在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政策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當中更側重哪一個或哪幾個方面，可以集思廣益，精心論證。我們在論證城市管理專業(yè)建設時，考慮到南開在應用經濟、政治學、社會學、公共管理等學科的傳統(tǒng)優(yōu)勢，結合格拉斯哥大學城市學系在城市與區(qū)域規(guī)劃、城市政策、都市再生、社區(qū)治理、城市經濟等方向的雄厚師資力量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準，將南開城市管理專業(yè)定位于培養(yǎng)具有國際視野和扎實的多學科知識功底，掌握全球城市發(fā)展趨勢和城市規(guī)劃管理動態(tài)，擅長城市和區(qū)域規(guī)劃管理、都市更新和社區(qū)發(fā)展、城市公共事務應對、城市政策分析的專業(yè)化復合型人才。同時利用國際合作辦學優(yōu)勢，瞄準部分國際機構和在華國際組織，為其推薦我們的畢業(yè)生。

三、師資隊伍

篇（9）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01-0095-02

大學生就業(yè)能力的培養(yǎng)是高等教育的重點和核心，關系到我國大學生綜合素質的整體水平。只有充分了解現有大學生就業(yè)能力的培養(yǎng)情況，才能有的放矢地通過有效途徑來彌補現有培養(yǎng)機制的不足。本文從廣東海洋大學社會學專業(yè)的2015屆、2014屆兩個年級的實地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入手，以期尋求粵西高校優(yōu)化教育改革、提高就業(yè)能力的途徑。

一、基本數據分析

選取的樣本情況：選取社會學兩個年級，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其中2015屆共65人，回收有效問卷43份，占66.15%;2014屆共71人，回收有效問卷66份，占92.96%。問卷分為三大類，分別為對就業(yè)能力的了解程度、對自身的就業(yè)能力的評估和對學院的培養(yǎng)體系的評估三大部分。下面就從這三部分來分析基本數據。

（一）對就業(yè)能力的情況了解

“就業(yè)能力”一詞作為專業(yè)術語，不僅是衡量在校大學生的就業(yè)優(yōu)勢所在，也體現在獲取工作后的滿意程度以及企業(yè)對其能力的肯定程度等方面。在被調查的同學中，分別有25.58%（2015屆）和24.24%（2014屆）的被調查者“從來沒有聽說過”就業(yè)能力一詞;有41.86%（2015屆）和42.42%（2014屆）的被調查者“只是聽說過”;有32.56%（2015屆）和33.33%（2014屆）的被調查者“了解一些”;沒有調查者“很了解”。

本文根據前人的研究，將其組成要素分為四個方面，分別為基礎性能力、專業(yè)性能力、差異性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在對“就業(yè)能力”的具體內容的認識中，被調查者對于“基礎性能力”和“專業(yè)性能力”的認同度非常高，都在90%以上;對于“差異性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的認同度略低，處于80%的水平。

（二）對自身就業(yè)能力的評估

在提及“自身已經具備的能力”和“專業(yè)學生應該具備的能力”的時候，兩屆的被調查者出現了明顯的分化。

2015屆學生認為“自身具備的能力”前五位分別為“責任感”（83.72%）、“為人誠信”（83.72%）、“學習能力”（79.07%）、“吃苦耐勞”（69.77%）和“思考解決問題能力”（69.77%）。而“專業(yè)學生應該具備的能力”的前五位分別為“專業(yè)知識和實踐能力”（93.02%）、“文字表達能力”（88.37%）、“分析判斷能力”（83.72%）、“思考解決問題能力”（81.40%）和“溝通協調能力”（79.07%）。兩種“能力”的交集點很少，因此83.72%的2015屆學生認為“只具備了一些”相關的能力。

而被2014屆學生推為前五位的“已經具備的能力”分別為“學習能力”（84.84%）、“文字表達能力”（77.27%）、“思考解決問題能力”（69.70%）、“團隊合作精神”（68.19%）和“分析判斷能力”（66.67%）。而“專業(yè)學生應該具備的能力”的前五位分別為“分析判斷能力”（75.76%）、“專業(yè)知識和實踐能力”（74.24%）、“學習能力”（71.21%）、“溝通協調能力”（69.70%）和“思考解決問題能力”（66.67%）。兩種“能力”的交集點明顯提高，在經歷了檢驗自身能力的大四實習階段，2014屆的被調查者的相關認識更加清晰，有25.76%的認為自身“具有較強的就業(yè)能力”、60.60%的認為“只具備了一些”相關的能力。

提及就業(yè)能力的獲取渠道，被調查者都認同“學校專業(yè)培養(yǎng)機制”“個人的努力和興趣”與“社會的磨煉”三種因素的結合。相比之下，2015屆更看重“社會的磨煉”對于能力的培養(yǎng)。被調查者普遍認為“學校專業(yè)培養(yǎng)機制”是獲取能力的非重要渠道。

（三）對本專業(yè)現有的培養(yǎng)體系的評估

對于現有的專業(yè)培養(yǎng)模式的整體評價，2015屆學生中74.42%認為“有一定的幫助”、18.60%的認為“幾乎沒有幫助”。2014屆的有4.55%認為“有決定性的幫助”、68.18%的認為“有一定的幫助”、16.67%的認為“幾乎沒有幫助”。

涉及缺失哪些具體能力的培養(yǎng)，2015屆認為排在前五位的分別為“決策能力”（55.81%）、“工作經驗積累”（48.84%）、“文字表達能力”（48.84%）、“專業(yè)知識和實踐能力”（39.53%）和“思考解決問題能力”（39.53%）;2014屆認為的前五名是“專業(yè)知識實踐能力”（46.97%）、“思考解決問題能力”（45.45%）、“分析判斷能力”（42.42%）、“工作經驗積累”（36.36%）和“決策能力”（34.85%）。兩屆的被調查者有著驚人的相似，在“專業(yè)知識實踐能力”“思考解決問題能力”“工作經驗積累”“決策能力”四個選項上有著一致性。

對于整體培養(yǎng)體系存在的問題，兩屆的被調查者都將“培養(yǎng)個性化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課程少”和“理論課較多，實踐動手機會少”作為第一和第二選項。

在加強跨學科、跨專業(yè)的通識性課程方面，被調查者將注意點集中在了就業(yè)形勢較好的“經濟類”和“管理類”的專業(yè)課程設置和學習之上。

二、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專業(yè)大學生對于就業(yè)能力的認知欠缺

就業(yè)能力是衡量專業(yè)大學生整體素質的標準，一直被世界各國所重視。和單純的就業(yè)率不同，就業(yè)能力與市場需求掛鉤，側重的是大學生培養(yǎng)的整體方向和趨勢。被調查者對于“就業(yè)能力”一詞的陌生現狀表明，專業(yè)大學生自身都沒有意識到在大學中應該怎么主動培養(yǎng)自身全面發(fā)展的能力。

專業(yè)大學生從高中進入大學，一方面在短期內難以從高中的緊張的填鴨式教育中適應相對輕松的大學生活，另一方面深受社會風氣影響而滋生的普遍浮躁冒進的情緒，使得許多專業(yè)大學生很難對自身進行相對客觀的評估以來改進，并在培養(yǎng)專業(yè)知識的學習興趣上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和阻力。

（二）專業(yè)大學生自身就業(yè)能力的欠缺

從調查情況來看，雖然被調查者認為“自身具備的能力”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但是絕大多數的被調查者統(tǒng)一認為“只具備了一些”就業(yè)能力，就是專業(yè)大學生自身就業(yè)能力缺失的明證。

在“專業(yè)大學生應該具備的能力”問題中，被調查者的選項較為接近（“專業(yè)知識和實踐能力”“分析判斷能力”“思考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等等入選），證明專業(yè)大學生對這些能力的重視程度，可以為專業(yè)培養(yǎng)模式的改進提供很好的借鑒。

（三）現存專業(yè)培養(yǎng)模式的不足顯而易見

對于社會學專業(yè)的培養(yǎng)模式的評價，被調查者認為缺失的能力正是以“專業(yè)知識和實踐能力”為首那些受到重視的能力。由此可見，現存的培養(yǎng)模式存在一些問題。專業(yè)培養(yǎng)模式原本應該是培養(yǎng)就業(yè)能力的重要渠道，但是實際上成為“社會的磨煉”和“個人的興趣和努力”之后的非重要因素（見下圖）。

三、解決對策

（一）加強專業(yè)大學生對于就業(yè)能力的認知力

就業(yè)能力大致分為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各自的側重點不同。第一是基礎性能力，比如人際交往能力、口才能力、適應能力等，不是課堂上老師能夠傳授的，需要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識地提高和增值。第二是專業(yè)性能力，是大學生的專業(yè)知識的體現。第三是差異性能力，倡導的是個性化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等的培養(yǎng)，這是同大學生的個體差異（比如領悟能力、理解能力等）是分不開的。第四是社會適應能力，不僅包括畢業(yè)生對自身未來職業(yè)的期望與準備，也包括社會對畢業(yè)生工作能力的要求。

就業(yè)能力的內容，不全是能在課堂上傳授的，所以從專業(yè)大學生入學開始，就要系統(tǒng)地為大學生提供關于就業(yè)能力培養(yǎng)的觀念，使大學生有的放矢地增強自身的能力?；A性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需要大學生積極主動利用各種條件，在日常的大學生活中得以提升。

（二）為不同的年級量身定做特色的就業(yè)能力培養(yǎng)方案

大一剛入校，新生往往是好奇和適應的心理，一方面要適應從高中階段向大學階段的學習方式的過渡、適應遠離家鄉(xiāng)獨自住校的生活過渡，另一方面是對新的相對自由的大學學習、生活的好奇和自身的重新調整。這一時期，大學生的重心多在各種社團活動等課外活動，這就要求專業(yè)培養(yǎng)計劃能夠有的放矢地引導學生利用得天獨厚的環(huán)境來增強基礎性能力，有選擇性地參加社團和集體活動，增強人際交往、口才、為人處世等能力，不僅能較好地完成從高中向大學的過渡時期，而且為大學生的成長提供了助推力。

大二學年，大學生進入了一個充滿迷惘和困惑的階段。學生對大學學習的迷惘、對課外活動的重新反思、對自己未來的迷惘……這一時期需要專業(yè)大學生的自我重新定位、建立明確的學習目標。大二學年是通過專業(yè)課程和知識對大學生進行塑造的重要時期，是充分培養(yǎng)專業(yè)興趣的關鍵階段，專業(yè)大學生的分化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專業(yè)培養(yǎng)計劃需要引導學生根據自身的特點，找到量身定做的高效的學習方法，將高中的被動學習轉變?yōu)橹鲃訉W習。

篇（10）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代主義的產生體現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huán)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谶@種反思，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隆⒉ǖ吕锢?、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yè)化國家已進入后現代社會時期，在后現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tài)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及現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決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發(fā)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2.建構主義學者在地理分布上較為廣泛。建構主義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觀點、方法來源不同，很難像科學學（代表人物是英國的貝爾納）、傳統(tǒng)科學社會學（代表人物是默頓）追塑到某個國或某個代表人物，其成員分散在歐美不同國家。在英國，主要是愛丁堡學派，其成員是埃奇、布魯爾、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們從批判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特別是曼海姆思想出發(fā)，并從庫恩思想得到啟發(fā)，對科學知識的實質進行研究。在法國，拉圖爾、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爾、?？碌谋就练椒▽茖W實驗室進行人類學的考察。在美國，謝廷娜（一位建構主義女學者）、陳誠、瑞斯蒂等也進行著與拉圖爾類似的工作。另外，英國的馬爾凱、伍爾加，美國的平齊、休斯，荷蘭的比克，德國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學者都在從事不同的建構主義研究。當然，建構主義既然以一個思想學派出現，也存在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圖爾與伍爾加合作考察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共同發(fā)表《實驗室生活》一書，謝廷娜和馬爾凱一起主編《觀察到的科學》一書等等。

3.建構主義研究方法多樣化。盡管建構主義是建立在知識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一總觀點之上的，但其方法卻是經驗的。這樣，建構主義研究方法便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實驗室研究，由拉圖爾、伍爾加發(fā)起，像人類學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樣。保持一種不介入的客觀觀察立場，根據觀察日記進行研究；爭論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從微觀角度分析科學知識如何達成一致；話語分析（或稱修辭學方法），由馬爾凱等人發(fā)展而來，把科學活動參與者的“日常話語”作為主題，分析科學解釋是如何隨社會背景的變化而變化。在對技術的社會研究中，建構主義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會建構方法，這是平齊和比克把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引入技術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技術人工制品如何在社會、文化方面得到解釋；系統(tǒng)方法，休斯在技術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術看作一個系統(tǒng)（如電力系統(tǒng)），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的分析；操作子網絡方法，它與拉圖爾、卡隆、勞等人的研究工作相關，他們把技術、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看作整體的“異質操作子”網絡，分析技術在其中的作用。另外，愛丁堡學派早期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以及隨后的弱綱領也都是建構主義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構主義這種經驗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特點，導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統(tǒng)一的理論凝聚。目前建構主義的各種觀點和學術成果，散見于有關學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種論文集里。拉圖爾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是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考察的結果，拉圖爾的《行動中的科學》也不過是對這種考察的進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觀察到的科學》以及平齊和比克主編的《技術系統(tǒng)和社會建構》等則均為集納諸多建構主義學者及相關學者經驗研究成果的論文集。因此，建構主義的學術觀點具有相當的分散性。

二

建構主義研究就其建構對象而言也呈現出某種復雜性。在建構主義的視野中，似乎借助行為者的互動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識、方法、學科、習俗和規(guī)則），科學家基于數據和觀察構造的理論和敘述，實驗室中由于物質參與而產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體都是建構成的。但是，從這種復雜性中仍可窺見出建構主義存在著強與弱的分野。

1.弱建構主義。弱建構主義強調的是知識產生的社會背景或社會原因，主要著重于宏觀社會學的把握，但并不否認其客觀性或邏輯性的原因。

這類建構主義觀點最早見于貝格爾和魯克曼的知識社會學論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現實的社會建構》一書中，他們提出現實是社會地建構成的，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社會建構過程。這里的現實是指主觀現實（即人們關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觀現實。所謂現實的社會建構就是這種主觀現實作為人工的產物雖然獨立于我們的意志，但都是在社會情景中發(fā)展、傳輸和保持的。[1]就是說，要建構其中某種主觀現實X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識，這種知識即便在X不存在時，也能產生某種行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識；（3）傳播X知識的手段。只要具備這些條件，X的知識便可在社會共同體“固定”或普遍存在下來。在貝格爾和魯克曼的建構意義上，社會中有許多東西如習俗、規(guī)則、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權力、科學等等都可看作是社會建構的。

當愛丁堡學派沖破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明顯區(qū)分后，巴恩斯、布魯爾、柯林斯等采取了與貝格爾和魯克曼相類似的方法來考察自然科學知識，即用社會背景來解釋科學知識內容。巴恩斯在論及庫恩對科學知識結果解釋的批評時說：“他所描述的科學中基本理論的變遷，不再是對增長的關于實在知識的簡單響應，而是用關于推理的評價的背景負荷才能表達的?！盵2]也即是說，既然自然科學并非以純結果的方式變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學知識的產生及其維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會背景。巴恩斯引進了“利益”概念，布魯爾認為除了一些社會原則外，還包括精神的、人類學的、生物學的、認知的和感覺經驗等因素?？铝炙垢岢隽艘粋€“非科學”的標準清單：“基于從前合作對合作者實驗能力和忠誠的信任、實驗者的個性和智力、管理大實驗室的聲譽、科學家是否在工業(yè)界或學術界工作過、過去的失敗經歷、內部資料、科學成果的風格和表現、實驗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盡管愛丁堡學派的工作是建構主義的，但并沒有使用“社會建構”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會建構”一詞進行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孟德爾遜和達勒。他們的論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爾遜、魏因加特和懷特利主編的《科學社會學年鑒》第一卷，取名為“科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孟德爾遜和達勒認為，現代科學的建制、認知和知識主張并不能通過科學史論得到適當的說明，它們作為人工的產物必有其社會因果關系，因而是社會建構成的。

孟德爾遜等用“社會建構”批評科學史論的不適當性在今天看來雖然已無必要，但卻激起了對科學話語、文本的建構主義研究。以往的科學史論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學家的論著或談話錄、回憶錄為依據的。而馬爾凱則認為科學家的話語實際上變化很大，其內容和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談論者面對面的互動，因而通過分析、比較科學家就某項研究正式發(fā)表的論文與直接訪問科學家關于該研究的談話記錄，可以真實地說明科學家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科學建構的社會特性。馬爾凱和吉爾伯特通過對一個生物化學小組的34名有建樹的研究者的訪問，把科學家話語分成經驗性的和偶然性的兩種情況。結果發(fā)現，科學家在解釋正確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經驗性話語，而在說明錯誤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偶然性話語，即把科學家犯錯誤的原因歸于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偶然因素。[4]

邁耶斯在《寫作生物學：科學知識社會建構的文本》一書中試圖表明，社會的考慮（主要是考慮讀者的鑒賞和興趣）怎樣“構成”科學主張、討論和論文或專著的寫作。他說：“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點是假定科學是在論文或見解修改和爭論反語重釋的聲言和協商的社會過程中建構的。對于這一基點，讀者將會感到驚異。”[5]這里，邁耶斯似乎指明，科學文本的社會建構是說它在公開發(fā)表之前就經過討論、協商、改變和削弱等，科學文本不僅源于客體素材，而且也經歷了科學家和評論者的審視。

可以看到，弱建構主義在探討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時，往往給科學的客觀性、理性和邏輯因素留有適當的余地。布魯爾的強綱領中的公平性、對稱性原則實際上要求對科學的真理和謬誤、真實信念和錯誤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敗都做出說明，馬爾凱在歸納經驗性話語時則說明了實驗數據是在邏輯和時間優(yōu)先情況下給出的。另外，愛丁堡學派并沒有回答在什么時機，讓社會背景因素怎樣進入知識客體中。這就是有些強建構主義學者為什么并不把弱建構主義納入建構主義研究的原因。

2.強建構主義。強建構主義是在微觀層次上對科學知識所做的經驗研究，認為科學知識或技術人工制品能夠顯示出其建構完全是社會性的。這類學者主要是謝廷娜、拉圖爾、伍爾加、平齊、比克等人。

謝廷娜將其工作貼上“建構主義”的標簽，而非“社會建構主義”。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將其研究同“社會背景”之類的東西聯系在一起，以示同愛丁堡學派的工作相區(qū)別。謝廷娜認為微觀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科學爭論研究，說明知識的一致性是如何達成的；其二是選擇科學工作的真實地點如實驗室作為研究對象，說明科學知識是怎樣建構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稱其研究成果為建構主義綱領。她歸納了科學建構的社會特征，即科學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現實”，而是指向陳述的操作，這種操作不僅使科學家進入大量面對面的協商和互動，還包括更廣泛的、超越處所的關系，與經紀人、工業(yè)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發(fā)生聯系。[6]

與謝廷娜一樣，拉圖爾也想避免將其建構主義研究同“社會背景”相提并論。他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標題是“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當1986年再版時把其中的“社會”一詞刪去了。但不管怎樣，該書的主題仍然指明：科學事實是一種建構的產物，是各種利益集團間協商的產物。通過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拉圖爾及其合作者伍爾加用整整一章專門論述了TRF（促甲狀腺釋放因子）的建構過程。[7]

在對《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合作之后，拉圖爾與伍爾加的研究綱領開始分道揚鑣了。拉圖爾轉向了操作子網絡，把其中的科學家當作“資源積累者”進行了“馬基雅維利”式的描述。[8]由于這一綱領不再具有明顯的建構主義風格，這里不加論及，與此不同，伍爾加卻對表象進行了建構主義的研究。

概括地說，客體（自然世界）與表現（科學知識）之間的關系包含兩種圖式：

（1）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2）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第一種圖式認為客體獨立于表象，自然知識似乎與自然世界沒有多少關系；第二種圖式表明表象是客體的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識與自然世界之間沒有誰是第一性的、誰是本質的區(qū)別。伍爾加認為，前者是過去的科學社會學（包括愛丁堡學派）堅持的“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和本體論上的實在主義”圖式，后者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應遵循的模式。[9]對此，他提出兩條證據。首先，沒有表象，客體就是無用的，我們無法獨立于客體。其次是對同一客體的解釋存在著某種“柔性”，即科學陳述的多樣性，這導致人們去懷疑任何“假定”的客觀事物的存在。在這里，伍爾加是想說明表象構成或建構了客體，即世界是被建構著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學知識社會學已經成功地披上建構主義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標題或導言紛紛以“……的社會建構”而呈現于世。就是對技術進行社會研究的人們也未能逃脫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齊在《技術系統(tǒng)的社會建構》一書中希望提倡一種新的建構主義研究綱領。

誠如前面所言，《技術系統(tǒng)的社會建構》并不代表一種一貫的研究綱領。這里將集中考察平齊和比克的論文《事實與人工制品的社會建構：或者科學社會學與技術社會學怎樣得到互惠》。在該文中，他們提出了與布魯爾幾乎相近的“建構主義強綱領”：“在這一綱領里，所有知識和所有知識假設都將被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就是說，關于知識假設的起源、接受和拒絕的全部解釋都可以從社會世界領域尋找得到，而無需借助自然世界?！盵10]不過，他們卻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的一些概念，并稱之為“技術的社會建構方法”：“這一方法的關鍵概念是‘解釋柔性’、‘終止機制’的‘相關社會群體’。其核心信條之一是技術人工制品對社會學分析是公開的，這不僅表現在技術的使用上，而且特別關及其設計和工藝‘內容’”。[11]平齊和比克用這種方法說明了自行車的歷史，表明了自行車是試錯的產物，新的嘗試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沒有解決這個或那個社會群體提出的問題。因而每種技術產品都是“決定滲透”的結果，而非單向模式發(fā)展的邏輯程序。

總之，強建構主義雖然都標謗自己是完全的建構主義，但最終都是以對微觀社會學問題的關注來解釋宏觀社會學的構架。這一點從謝廷娜、伍爾加、平齊和比克的觀點可以明顯看出。特別是謝廷娜以實驗室活動為基礎來展示科學知識和建構與社會存在著的廣泛聯系，試圖消除科學知識發(fā)展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學知識發(fā)展的認識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數科學社會學家和“理想”，又說明強建構主義與弱建構主義不無兩致的“模糊性”。

三

簡單地說，建構主義尖銳地批判了個人主義的、觀念論的、實證論的和樸素實在論的科學或技術說明。他們對科學技術事業(yè)的因果解釋的社會資源的展示和說明，擴大了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但是，建構主義作為一種研究傾向或理論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會偶然性因素。建構主義研究實際上是把科學技術的本體論相對化，以及把社會因素理性化。弱建構主義者，特別是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一方面想使它成為社會學乃至全部社會科學研究的典范，成為理性和科學的體現，同時在另一方面卻又否認科學知識與一般知識的區(qū)別，使科學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學。強建構主義者則是在強調科學或技術的社會建構的同時，把客觀的自然因素放置一邊。謝廷娜、拉圖爾等人提倡用參與式觀察對科學家的廣泛訪問來理解科學，但對自然界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的認識，卻僅僅停留在關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語言建構之上。而平齊、比克的研究則表明，技術社會學應著重于社會因素怎樣建構人工制品，而對技術的工藝內容可以置之不顧。建構主義這種對科學技術產生所做的過份的“社會學簡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殺了科學技術的本體論方面的因素，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物質基礎，從而把科學技術看成完全由各種社會偶然性因素組成的東西。

應該說，在當代有關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文化爭論中，建構主義有著強烈的后現代主義傾向。后現代主義者以對真理、客觀性、因果性、合理和進步等的懷疑和批判為特征。鑒于強建構主義堅決地解構了科學合理性觀念本身，那么強建構主義實際上就成了通往后現代主義一邊的橋梁。但對于弱建構主義，有的學者認為它致力于對科學的宏觀因果解釋，因而應被劃分到現代主義一邊?？墒?，如果考慮到并不是所有后現代主義都強調對現代科學的解構，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還出現了繼承現代主義但又超越現代主義的“建構性后現代哲學”，[12]則恐怕弱建構主義也逃脫不了與后現代主義的干系。更何況弱建構主義也有著割裂科學與理性之嫌。

2.對于科學技術的解釋范圍較為狹窄。強建構主義研究過份強調實驗室、人工制品在理論上的重要性。如拉圖爾對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雖然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學家的行為，但這種微觀研究與科學的組織、結構、共同體等宏觀研究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平齊、比克在進行技術社會學研究時對相關社會的社會群體的關鍵作用給予了充分關注，但對技術發(fā)展有著強烈影響的經濟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觀條件均未被列入技術的社會建構研究的議事日程。至于弱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雖然貌似新鮮，其實在默頓的大部分科學社會學研究中都已論述過。早在1945年，默頓就描述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程序，說明了可以作為社會學分析的精神產品應包括信仰、意識形態(tài)、宗教道德及實證科學，還分析了精神產品的存在基礎，如群體結構、權力結構、競爭、沖突和利益等。

3.忽視科學技術后果及其評價。建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適合于解釋科學知識的起源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動力，以致對于科技產品對人的自我意識、社區(qū)組織、日常生活、權力分布有何特別意義的問題很少給予關注。在許多建構主義者那里，關于科技成果的研究進入“死結”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學技術選擇的社會后果幾乎完全置之腦后。

與此相關，建構主義還貶低對科學技術的道德評價。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和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綱領在對待科學發(fā)現、科學理論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態(tài)度，即認為科學本身無所謂惡，是價值中立的。平齊、比克將柯林斯的綱領外推用于技術的社會研究時，對技術成果的最終善惡又采取了不可知論的態(tài)度，因而不去探討有關技術的地位、技術選擇的正誤這樣的問題。不管怎么說，建構主義開創(chuàng)的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新方向，對于人們從內部理解科學技術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有著莫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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